绞杀市民经济的清王朝

从清军进关到北京做皇帝，直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时期，清王朝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恢复和稳定了农村经济;另方面打击和绞杀市民经济(指自由商人，独立手工业者和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成的经济)。尽管在康熙、乾隆、嘉庆时代，城市经济有进展，但从总体看，它对市民经济推行强力摧残和强力压制政策，而且还采取扶植封建性的垄断商业、高利贷等，来抵制新兴的市民经济。

清朝对沿海、沿江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先进的城市，实行强力摧毁的政策。不光是屠城，东南地方连农村都成了废墟，四川也是这样，弄得民无遗类。江西很多地方看不到人迹。当然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城市遭到血洗，如“扬州十日”。当时扬州不仅是盐商聚集的地方，而且是商业、手工业发展的地方，是南北交通的中心。还有“嘉定三屠”，江阴杀了二十多万人，只剩下八十三个人等等。皖南也是这样。凡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差不多都遭到了彻底的血洗和毁灭。这样，就把资本主义胎儿绞杀在母胎之内。譬如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严格禁止和限制人民开矿。因为开矿能把四面八方没有职业的失业人民聚集在一起，“聚众藏奸”，这非闹革不可，所以“断不可行”。嘉庆时请求开矿的商人、官员，无不受到斥责。即使让他们开矿，税也是很得的。或全部官买，或官买很多，只留下很少一部分让开矿的人自己去卖。为的是压制市民阶级，约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常关”、“厘局”，用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束缚自由商人的资本活动，束缚独立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你要掠起来，他就控制，还要强派“好汉股”，就是衙门要占股，有势力的人要占股，如皇帝的亲戚在西山煤矿占股，不仅要分红利，政治上还要控制。

另一方面，它尽力扶植钱庄、票号、当铺高利贷的发展，予以种种特权。山西人开的钱庄遍天下，就是从清朝发展起来的。当铺很多，譬如乾隆时代的大臣和珅，就有当铺七十五座，资金白银三千万两。每年利息达到本钱的三、四倍。扶植米、盐、珠宝、绸缎等方面的大垄断商，北京这样的大买卖更多;在内蒙的呼和浩特，康熙在三征噶尔丹的时候，扶植了一个最大的商号叫“大盛魁”。当时，“大盛魁”支配了当地汉人和蒙人的全部经济生活。他们的税收负担很轻，很多重利高价的商品比普通的小商品的税还低，甚至不收税，保护他们的高利货等等。出现了很多贱买贵卖，岁入巨万的豪商大贾，他们的资财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生活非常豪奢。譬如当时怀柔有个姓郝的，皇帝到他家去，他做了一百多样山珍海味给皇帝吃，吃一天饭，费十几万。扬州盐商的钱多得很。乾隆七次下江南，大盐商都请他吃饭，向皇帝进贡，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两银子。当时，大官僚、大贵族差不多都有当铺、绸缎铺、珠宝铺。形成这种商业、高利货畸形发展和转向土地兼并。满族贵族也参加放“印子钱”，借出以后，一个月借一元还两元，再过一个月，这两元都算本钱，过一个月零一天，就得还四元，再过一个月就是八元。

清朝统治者一面尽力扶植封建性的大垄断商、钱庄、当铺等等，一面拼命压制、打击自由商人、手工业者，如严格禁止华商出海贸易，不准人货出口;有时准许出口，但也严格限制人数，要用小船，哪天去，哪天回来，护船武器带多少都有规定。同时限制大船的制造;华商出口货物要加重征税，外商进口货物征税却低得多，甚至不征税等等。

清王朝推行绞杀市民经济政策，给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带来很坏的后果。中国从明朝开始市民经济已经开始成长，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不会拖得那么长。由于清廷采取了那样的反动政策，对历史的前进起了促退作用。历史教训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否正确，对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