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节不终”的几个法国作家

博马舍、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是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从他们的创作看，前期和后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前期较积极、乐观，批判色彩较浓、进取精神较强;后期则堕入悲观或神秘主义的泥坑，有保守退让的倾向，作品思想意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四位都属于“晚节不终”的作家。

博马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显示出进步的倾向和不妥协的精神。他的两部五幕喜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都因鲜明的民主倾向被严令禁止公演，后者更引起了国王路易十六的直接注意。但博马舍坚持斗争，借助舆论的力量，终于冲破了禁令，使喜剧得以在巴黎公演，并获得空前成功。但在1792年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后，博马舍的政治立场开始向右转。此年发表的费加罗第三部曲《有罪的母亲》不仅完全失去了革命前的民主倾向和批判的火力，而且表现出美化贵族的倾向。这宣布了他创作生涯的终结。

梅里美前期的两个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塑造了两位具有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的女性：高龙巴和嘉尔曼。但在第二帝国时期，他加入了参议院，同皇后成了密友。这直接影响了梅里美的创作。第二帝国的庸俗卑劣的现实腐蚀着他，使他再也难以塑造出具有资产阶级强烈个性和进取精神的人物形象。后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思想保守，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几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福楼拜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暴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很有战斗性。此书问世后，帝国法庭曾以诽谤宗教、败坏道德为名向他起诉。1874年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充满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如《布法尔和白居谢》等。他之所以总是把作品结局处理成悲剧，是因为福楼拜囿于私有制不可改变的阶级局限，找不到救世良方，于是陷入悲观与绝望之中。他还往往以客观主义相标榜，把人民歪曲为“群氓”和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他对巴黎公社发表了污蔑言论。

莫泊桑也与上面三位作家大同小异。他早期的作品，象短篇小说《菲菲小姐》、《来龙老爹》描写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的思想感情，《一家人》、《我的叔叔于勒》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和伪善，都有较明显的积极意义。但他后期的小说质量大大下降。例如：短篇小说《孤独》、《小客栈》等流露出孤独的宿命思想，《奥尔拉》、《他?》等沾染了神秘主义色彩;长篇小说《比埃尔和让》、《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都缺乏批判力量，悲观情绪也愈加浓厚。

这四位作家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新知识、改造旧思想，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这些“晚节不终”的作家们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