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与王明的结局

刘仁静和王明，都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引人注目的人物。刘仁静是中共“一大”出席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时年十九岁。王明曾担任党中央领导人和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他们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都是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也为中国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革命实践经验，不了解国情不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外国经验神圣化，一味夸夸其谈、生搬硬套。并且处处以个人利益为重，而不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做人不老实。

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场和人谈话时便好搬教条好抬杠，大家讽刺他，叫他“小马克思”。刘仁静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结识了托洛茨基，便倾向于他。1929年6月由苏联学习回国途中特意找到找，仅在一起十几天，便成了托的忠实门徒。回国不久，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自以为是，要别人听他的，结果连托派也不理他，最后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

王明1925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沾染上了教条主义习气。1929年回国后，便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当圣旨，根据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对“立三路线”由拥护转而反对，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由拥护转而反对。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操纵了中央大权，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反右倾”为旗号，迅速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推向全党，致使“九一八”事变后发展起来的有利形势很快丧失，红军被迫长征。他在抗战期初犯的右倾错误，使一些地区特别是他负责的长江局工作受到恶劣的影响。以后他在检查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的“左”倾错误时，也承认自己的小册子和许多提法都是“抄的”。他紧跟共产国际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国际路线执行者”，借以吓唬人、俘虏人，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为了推行错误主张，他大搞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革命干部和战士受伤害被杀害，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力量。当实践证明他错了并受到批评时，他又要面子，耍手腕，一会儿讨好毛泽东，大讲“学习毛泽东”，有机可乘时又批评毛泽东，进行反扑。不得已时检讨一下，过后又加以否认。到后来落得众叛亲离，孤零零死在国外。

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往往对学习社会理论感兴趣。但若把理论当教条，不审视国情不参加实践，不出于公心不为人民，那么，非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反而会走上自我灭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