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吏给赐优厚的利弊

赵宋王朝本着非赵氏不王，非功臣不爵的原则，实施了班爵制度。宋初，赵匡胤大封爵位，对皇亲国戚以及拥戴他“黄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分别班爵十二级，这就是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获得这些爵位者，是国家最为荣耀富贵的阶层。他们占据着宋初最高级的文武要职，在封建国家处于特权地位。

两宋时期，国家官吏的职务等级列仍实行九品十八级的制度，即自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众，共为十八级。这是确定和标志全体公职人员政治经济地位的基本依据。

两宋政府给予各级官吏的物质生活待遇制度，与唐相比有所变化。一是俸禄标准有所提高，二是俸禄的内容更为多样。总之，宋朝官吏物质待遇水准较高，在历代王朝中是较突出的。

宋代官吏不仅享受正常的禄粟，还有绫罗绵绢，月有俸钱。宋神宗元丰改革以前，俸钱与禄物的发放比例，基本上是“一分见钱，二分它物”，即三分之一的俸禄折算为钱，三分之二发实物。元封年间改革俸禄制度以后，寄禄官按级领取俸禄，职事官除有本级俸禄外，还有“职钱”(即职务津贴)。这种“职钱”的发放，每一级又分成三个档次(因为宋代一级，往往有三种身份人担任，即称行、守、试某官)。比如御史大夫和六部尚书一级的，行、宗、试者职钱别是60千、55千、50千文。

宋代官吏也有职田、但一般只配给地方官吏，中央官吏不详。地方官吏从知州(府军监)至小县县丞分别为二十顷至二点五顷不等。

宋政府厚待一般官吏，更优待高级官吏。为了使少数年高体弱、举足轻重的官吏带职或高职休养，创立了“祠禄之制”。所谓祠禄之制，就是由封建国家在风景名胜之所建宫筑祠，让少数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任其虚职，以休息或养病的制度。自宋真宗设置玉清昭应宫使开始，本为优待个别仅臣短期休息而置。王旦是第一个享受祠禄者，任玉清昭应宫使，俸禄相当于原职的一半，带有贬抑之意。其后有因病在此休息一时又归原职的，也是因老而退居此间的。王安石改革时期，曾想将少数对改革持有异议的官员也以祠禄暂行安置。这类宫、观、祠、庙后渐增多，大抵风景幽静之所都建有此类设施。直到南宋末期，行之未缀。

宋政府规定，官吏可以享受三种休假待遇。一是丧假，父或母死亡，本人离职服孝的假期;二是旬假，每十天休息一天，称为“休沐日”;三是病假，官吏生病，可以在家养病，休息一些日子。三种假期的时间规定，同于唐朝。

总之，宋朝官吏待遇优厚，衣禄无亏。赵翼评论说：“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仁者不复以自家为虑，各自勉于治行”。因为生活有充分保障，各级官吏无后顾之忧，故能自我勉励，精心守职。所以真、仁、英宗等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而当国家有难，民族逢艰时，不少官吏勇于赴难，“犹多慷慨救国”。比如北宋末期“支撑半壁”者，德祐年间“毕命疆场”者，等等，“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亦不可谓非养士之极也”。这是官吏待遇优厚的积极意义。同时，宋代冗官局面十分严重，给予官吏的俸禄标准又高，给国家财政加剧了困厄。宋政府每年的官俸支出达钱1，666万贯、金14，870两、银62万两。以钱为例，宋神宗时每年收入6，000万贯，则官俸支出耗去四分之一。可见宋朝对官吏“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加剧了“冗费”局面，因此消极意义也大， “宋制之不可以为法也”。

赵翼对宋朝官吏给赐优厚利弊的评价颇有道理。我们要趋利避害，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作为改进干部工资报酬制度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