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虚浮的诗坛
“诗首先是诗，诗作为直接的政治宣传品的厄运早该结束了!”当我们回首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十年这段时间，面对“政治”笼罩下的诗坛，我们所能发出的只有这样悲怆的一声呼喊。
中国新诗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态势的影响和制约。它的产生、发展乃至徘徊、停滞，每一步都同政治、文化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上述的十数年间，诗歌更是依附于政治，成为宣传、教化的手段，配合运动的工具。诗作为运动的号角，阶级斗争的刀剑与炸弹，扫除牛鬼蛇神的铁扫帚，随着运动的被否定而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只留下遗憾和教训的见证。
1957年反右运动给诗歌造成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一些有才华的新老诗人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被迫停止歌唱。过火的政治运动的压力，简单化、教条主义的思想批判，束缚着诗人，也给诗歌套上了枷锁。1958年的“民歌运动”更使诗歌走向虚假、浮夸和单一，向统一的政治口号靠拢。在“全党办文艺”，“人人是诗人”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诗歌开始粗制滥造，毫无艺术性而言。象“白菜长成一搂粗，扛回一棵进食堂。九十九人吃一顿，还剩十斤零八两。”这样的民歌为数甚多。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渗透，这种说大话，吹牛皮，违反科学和常识，脱离现实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成为畸形的时代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简单记录和反映。
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诗坛更是荒芜、萧条到令人沮丧的地步。诗歌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在“新诗也要学习样板戏”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口号下，抒情诗几乎被扼杀，叙事诗成了“写与走资派的斗争”等政治口号的产物，爱情诗则形成前所未有的空白。充斥报刊的是脱离生活，抹杀艺术的虚假的“诗歌”。
诗歌评论家谢冕说过：“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十余年虚浮的诗坛，在我们新诗今后的发展探索中，提供了有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