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东方实用主义

“通经致用”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经”，要求学通经书;一是“致用”，要求以经学用世。至于如何通经，今文经学派注重学习经义，经师说经也以“大义微言”为主，目的在于利用经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表现了崇尚功利的学风，西汉中期，经学昌盛，经学教育积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为了便于学生掌握经学的基本精神，今文大师说经比较简约，不拘泥于章句，克服了先秦儒家“述而不作”的保守性，但是后来他们走向了极端，有的经师脱离经书的章句，凭空说经，以至于一经说至千万言。最为典型的是《书》经大师秦延君，“尧典”二字要解释十万言，“曰若稽古”四字要解释三万言，使经说变得十分烦琐，令人难于掌握。有的学生幼年入学至白首，始能讲一经。经学还时常穿凿附会迷信怪诞的内容，很少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一大弊病。古文经学则不同，它对经书进行字义解释，不凭空臆说，具有朴实的学风，其经说迷信成分较少，学术价值较高。最初，古文经学大师反对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其经说简明，不像今文经学冗杂。后来，也出现了支离经文和流于烦琐的弊病。

如何致用，两派也有不同侧重，今文经学大师更急于事功，甚至不惜以儒经附会政事，而古文经学大师则在政治上有复古倾向，反对迎合世务。后来王权为经学发展开辟了道路，如白虎观会议总结了经世致用的经验，形成了法典式的官方儒学，但也造成了今文经学的僵化、腐败。

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经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是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的重要依据。汉武帝时，需要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和巩固皇权，经师们为之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理论;统治者决心剥弱地方势力，经师们又为之提出“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即：臣子对君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这种念头，就可以把他杀死。)使诛杀诸侯王有了合理性;统治者要举师攻打匈奴，经师们又讲《公羊传》中有“复父之仇”、“复九世之仇”的记载，为王师大张声势。西汉后期，汉元帝开始向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经师们又捧出了《诗》学，提倡“温柔敦厚”精神。王莽改制夺权，儒学与谶纬神学都曾为之效力。东汉初，统治者需要重整朝纲，加强皇权，古文经学家贾逵又阐述了《左传》基本精神，即“尊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为光武帝削弱三公实权、皇帝大权独揽提供依据。

总之，自汉武帝提倡经学以来，人们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到经书中找依据，上至朝廷封禅，下至庶民冠婚吉凶，均以经典为准，吏事更是得许经义，以至发展到极端：“以《洪范》决疑，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三百五篇当谏书”。这就是汉代“经世致用”教育的实质。仕途与儒学的结合，使经学教育造就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是极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