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好死人的韩愈

唐代散文家韩愈一生很爱给死人作墓志，他的作品中，仅碑志文就七十余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在这些数量可观的碑志文中，确有不少光辉夺目的杰作，如广为传诵的《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不仅内容真实、具体，有历史价值，而且形式手法也不落俗套，运用传统的墓志铭文体，有声有色地刻画人物，叙写故事，或议论或抒情，灵活多变，情文并茂，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在韩愈的碑志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美化死人的“谀墓”之作，这为历代论者所鄙夷。据说最早揭出韩文谀墓的是一个叫刘叉的人，他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同时代的刘禹锡也认为韩愈受金(接受润笔费)而作碑志，讨好死者，有“载赃”之嫌。既然得了人家的钱，一般就得照墓主的意图写，不论其品行如何，一律“称美不称恶”。最明显的例证如《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据史书记载，许国公韩宏一生有过美政，也有过恶行。在平定淮蔡吴元济乱时曾立有战功，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作用。但韩凶残暴戾，动辄滥杀无辜，据《新唐书》本传说，平蔡时宏一度“阴为逗挠计，以危国邀功”。而韩愈在碑文中对此只字不提，一味美誉，所以近代学者林纾以为文中有“谀墓之曲笔”。

碑志文本来是一种应酬文体，一些平素和韩愈有来往的同僚、亲友，慕于韩的文名，身后都想请他写几行文字置于墓前，以企留名百世，而韩为人宽厚，往往有求必应。于是，对一些一生虚度年华，确实无事功可记，甚至恶行昭著的墓主，作者也碍于情面，或妄加评断，“无美而称之”，或东拉西扯一些好听话，敷衍了事。《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中的墓主马继祖本属膏梁子弟，因门荫四岁便得到高官，一生庸禄无功可记，而韩与马家是故交，只好故弄姿态，夸饰自己与马家三代交情，以致初次见到马时“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血可念”的婴孩可爱貌。韩愈这类应付亲故而作的内容空虚的碑志文大约占总数的一小半，其谀墓色彩也是很明显的。

韩愈一向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他倡导古文运动，进行卓越的创作实践，成为继司马迁之后最杰出的散文作家，金人李治说：“文至于韩退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而韩文中常被人提及的“谀墓”之辞，无疑是他散文的瑕疵，正如清人顾炎武感慨的：“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亭林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