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中期的矿税之害

矿税既是封建国家干预民矿经济的手段，又是开辟财源的重要途径。到了万历中期，开矿增税完全成为明王朝进行财政搜刮的工具，矿税政策实质上就是掠夺政策。皇上、内监和地方群小大发其财，民营工矿业却横遭酷劫而破产。所以后世有人认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所指的就是当时的开矿增税政策。

大兴矿税直接动因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神宗万历中期有所谓三大征伐：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用兵，费国库公款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国库公款七百余万;二十七年(1599)增播用兵，又费国库公款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两宫火灾。二十五年(1597)皇报、建极、中极三殿又发生火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明朝廷倡导开矿，其意在于矿税，不在生产，不久，这场采矿热很快地就演变成征税运动，最后又转变为宦官税吏，罗取民财，强取豪夺的“矿税之祸”了。其间尤以宦官陈增、高淮、陈奉等骚扰地方，激起民变，为害尤烈。矿税太监陈增督山东矿税，逮捕福山知县韦国贤、益都知县吴宗尧下狱，派爪牙程守训等往大江南北各地刮取金宝。他搜刮山东人民达十年之久。高淮，万历时尚膳监太监，督税辽东，横征暴敛，激起前卫屯军哗变及锦州松山军变，逃回京，不知所终。陈奉原为世宗即位前的“兴邸”亲信。万历时为御马监奉御，二十七年(1599)奉命往荆州收税兼采矿，借势骚扰，劫掠商旅，激起市民的反抗，狼狈地逃回武昌。万历二十九年，又在武昌滥征商税，其爪牙竟侮辱人家的妻女，市民愤怒，将其爪牙16人投入长江。

明王朝的矿税额和矿税率的规定带有随意生。税额由中央任意框定后，由上而下地层层摊派，不论有矿无矿，都得交纳矿税。加上朝廷委用宦官充分中使，派往地方监收矿税，擅权重征，并滥用地方爪牙羽翼，究搜远猎，造成“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徒，卖子抛妻，哭泣道余，萧条巷陌”。

明代宦官监收矿税剥夺人民，劣迹斑斑，常为后人鄙弃责骂，人们对宦官的印象很坏，认为委用宦官，则凡事得有害，不独开矿如是。对此，清代的梁章钜就有这种看法，他说：“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龙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溪有葛溪银场;云南大理银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

明朝万历中期矿税之害，为后世留下不可忽视的教训：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税收政策是否合理，税务人员是否廉洁奉公，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为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