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射讥讽带来的灾难

明代中后期，有些人利用小说、戏曲作讽刺，搞诬谄。如正德间马中锡作小说《中山狼传》、康海作杂剧《中山狼》讽刺李梦阳;王九思作杂剧《杜甫游春》讽刺李东阳等人;万历间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腐儒陈最良据说影射大名士陈继儒;崇祯间阮大铖撰写传奇《燕子笺》，剧中假状元鲜于佶据说影射万历末年舞弊取中的沈同和。

还有人利用小说、戏曲搞陷害。如成化间大学士刘珝与同僚万安有隙，万安就千方百计陷害对方，刘珝之子刘鎡狎妓贪杯，好事者赵宾撰剧本《刘公子曲》作嘲戏，万安便使人在剧本中增加有损刘珝父子的内容，然后杂在教坊院本中上奏，致使宪宗下决心罢免了刘珝。崇祯间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与奸相温体仁作对，温的爪牙陆完学、许曦等人便捏造许多事实诬陷郑鄤，说郑鄤“惑父披剃，迫父杖母”、“奸媳、奸妹”，等等，并把这些材料串编成秽恶小说《放郑小史》、《大英雄传》，以此搞臭郑鄤，激怒崇祯帝。这一着果然见效，崇祯十二年(1639)，先已削籍的郑鄤被下狱磔死。

复社文人攻击政敌，也知道从对方的作品中寻找借口。《留都防乱公揭》攻击阮大铖的传奇“诽谤当朝，讥刺当世”，列举《牟尼合》、《春灯谜》等剧的言词作证据。复社文人自己则受传奇《绿牡丹》的讽刺，以致惹出大事， 晚明士子热衷科举却不肯下苦功，事先揣摩几篇八股文，临场依样画葫芦，侥幸骗取功名。于是编选、刻印八股文范本成为名士和书商的兴隆事业。复社领袖张溥、张采等人即靠编八股文成名。他们以此为联络手段，徒众越聚越多，声势越闹越大，深为当局所忌。于是奸相温体仁之弟温育仁雇宜兴文人吴炳撰写传奇《绿牡丹》，描写八股选家的丑态，影射讽刺复社文人。剧本刊出后，复社诸子被激怒。时值复社盟友黎元宽任浙江学政，张溥、张采亲自到杭州鼓动他为复社报仇。黎元宽于是下令在全省范围内禁毁《绿牡丹》，并追究作者及刊印、发卖之人，逮捕了温体仁、温育仁两家数人。温体仁则唆使推官周之夔作《复社或问》向复社发难，企图兴一场大狱。幸亏朝中有人为复社说话，事情才平息下去。

这种利用小说、戏曲影射、讽刺乃至陷害的情况，对小说、戏曲本身而言是极其不利的。作为文学的小说、戏曲，它的创作动机、思想内涵，艺术功效是极其复杂、异常丰富的。如果拿来做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就大大贬低了小说、戏曲的价值和地位，并对文学产生极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