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抚”为要的后患

1859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1万8千人，法军约7000人。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便开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英法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8月1日，英、法联军舰艇30余艘、陆战队5000人，驶抵北塘口，趁该处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占领北塘镇，其后续部队相继登陆。北塘被占，咸丰皇帝感到事态严重，急令妥善筹办和议。8月7日，清廷照会英、法公使，要求约定地点举行谈判。英、法公使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8月12日拂晓，英、法联军万余人从北塘出发，向新河一带开进，击败抗击的清马队，占领新河。8月14日，英、法联军又由新河向塘沽逼进。塘沽与大沽相距8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此时塘沽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3000人，抗击达两个多小时，伤亡很大，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被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后由此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清朝统治者在这时已丧失了保卫海口的信心。负责守卫大沽炮台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声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咸丰皇帝不但没有严令他坚守大沽炮台，反而说：“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他还下令照会英、法公使，要求息兵议和，“以期永敦和好，”但遭到英、法方面的拒绝。8月21日，英、法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轰大沽北岸炮台，联军万余人向炮台发起冲锋。新任直隶提督、北岸炮台总指挥乐善督率清守军进行了顽强抗击，守军大部牺牲，北岸炮台陷落。僧格林沁在北岸炮台失守后，便按咸丰帝的旨意，尽撤南岸守军，退往天津，然后又从天津退往通州。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沽，然后又极其顺利地占领了天津。

大沽、天津的陷落，咸丰帝不重海口的坚守，僧格林沁缺乏抗敌信心，不战而撤，是直接的具体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咸丰帝采取了以“抚”为要的方针。为了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在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渤海湾之前近一年的时间内，既未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未认真加防务。咸丰帝谕令僧格林沁等人：“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清廷的决策者把对付外敌侵略的侧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必然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