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戏剧性的转机

众所周知，鲁迅与周作人虽是兄弟，但走的却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种分歧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时期，周作人也和鲁迅一样，站到了文学革命的第一线，并在战斗方向上与李大钊等先驱者取得了基本的一致。他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对新文学运动初期的理论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翻译了许多日本和西欧的作品，写了大量的白话诗文。这些诗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制度，迸发着民主主义的思想火花，贯注着浮躁凌厉的战斗意气。

但是，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历史潮流面前，他不是“弄潮儿向涛头立”，而是在巨大的洪流面前退却了。“五四”高潮过后，周作人感到了幻想破灭的悲哀。自在西山碧云寺避世养病起，他的思想与基本情趣开始转变，注意力由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人转向了抽象的人，由现实的、民族的、阶级的解放转向抽象的人的解放。他把晚明小品奉为楷模，创作一改往日的锐气，充满了恬淡闲适的韵味。这样，他客观上就缓和了向封建文化的进击，由封建阶级的叛徒转化为封建士大夫式的隐士。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面前，由时代的先驱者变为时代的落伍者。

时代的发展，使他愈来愈走向文学革命的反面。屈服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高压政策，他提出“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良方”——“闭户读书论”。三十年代中期，他竟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文学，以此来麻醉自己已经开始觉醒的灵魂。这是怎样可悲的历史倒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没有南下。最初他想以教授资格蛰居，靠著译教书为业。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使他无力抗拒日本人的胁迫和汉奸的诱惑。1938年2月，他参加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1939年，他接受了伪政府的聘请，担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等职务。此后，他又接连担任伪政府要职，倍受汉奸汪精卫等人青睐和礼遇。在此期间，他发表过不少文章，除了 一些闲适和抄古书的小品以外，还有吹捧汪伪政府，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汉奸文学。他，成了日军的督办文人。一颗文学的巨星就这样自我泯灭了。

其实，在当时思想发生转变的不止周作人一个。钱玄同、刘半农这两个在文学革命中曾打过大仗硬仗的猛士不也是到语言学、音韵学中讨生活去了 ?所以，周作人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鲁迅所言，他们仍没有完全脱尽封建意识的根性，一旦停止与封建传统的战斗，“站直之后”，便又成为封建卫道者的朋友了……周作人由封建叛徒化为日军督办文人就是他自身的软弱和革命不彻底造成的。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缺憾，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