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插手企业的祸害

19世纪70年代起，清朝洋务派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办了一批洋务企业，由商人凑集资本，清廷派官绅经营管理，官绅独揽大权，商股唯命是听。企业的用人权，红利的分配权，全由官方主宰，商股无权过问。这些官绅蚁聚一起，你争我夺，蚕食鲸吞，恣意挪用，少则几千、几万，多的有近几十万的。官绅私囊日充，企业公款则日益亏蚀。官绅的所作所为，已使得私人资本“望影惊心，谈虎色变”，视官督商办企业为祸害。当时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股”代表龚寿图，就是这类官绅的一个典型。

龚寿图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就以专管“官股”的身份掌握了企业的大权。1887年以前，他挪用织布局公款8千3百余两，用来收买一些企业的股票，进行投机，从中渔利。188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停歇五年之后，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俩主持局务。他们一上台，立即在整理股本的名义下，规定旧股一律打七折。这就是说，旧股每股为一百两纹银，现在只值70两白银。龚寿图还规定，旧股每股要补交30两，才能换成新股一股(每股一百两)。补交时间限定三个月，过期不交，则旧股三股并作一股，即使旧股贬值三分之二。当时如期补交的约有1千6百股，计4万8千两。还有1千3百余股没有如期补交，旧股持有者每股一百两就只值30余两，共被侵吞达9万多两。龚寿图如此渔肉商股，引起了商股持有者的极大愤慨。1888年7月13日，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在股含冤同人公告》，和盘揭露了这个“官督商办”企业的黑幕，要求龚寿图之流“反躬自省，勿以人尽可欺”。但这不过是“公告”而已，当时软弱的私人资本是敌不过这伙“官绅”的。

“官绅”们渔肉商股是内行，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则一窍不通。《纺织洋布说》一文也不得不说：“查前设织局创办之员，于纺织之事既未能洞悉其纤，悉以尽知其利弊，机器之新旧更所未晓，一听洋匠指挥，……”而那些“洋匠”呢?他们并不是真心要帮助中国发展机器生产。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美国人丹科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丹科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工程师。1883年以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处境十分困难，织布局同人要求缓运向美国订购的织机200百张。丹科得悉后，却一面催促美国急速把机器运沪，一面要上海机器织布局承担“损失”，甚至威胁说：“若再迟延”，“致涉讼端”。在设计中，他又把容易发生火灾的清花间和纺纱、织布间等“并设一处”，“上用牛毛毡盖屋”。结果，清花间于1893年起火，上海机器织布局全部焚毁。

官督商办体制及官绅插手企业造成的恶果已成历史陈迹，但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