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
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李白和杜甫是其时两座高峰，由于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后代诗人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和借鉴他们的诗歌创作经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走向极端。正如列宁所说：真理迈过半步，就会变成谬误。在我国历代诗人注重向李杜学习的同时，常常出现奉李杜为圭臬、不敢越李杜半步的僵化现象，结果老死于李杜章句的脚下而一无所成。这就是方孝孺在这首诗中所批评的“举世宗李杜”的可悲情况。“宗”，本意是“尊崇”;但它还有另一义，即“本源”。那些由于对李杜诗歌盲目崇拜而僵化了的人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尊崇，而是把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当成了诗歌创作的摹本、源泉和唯一的标准了，这便走向了荒谬。宋代诗人黄庭坚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并以此为根据，要求诗人写诗必须“字字有来历”，就是这种荒谬态度的一个典型例证。诗人们一旦陷入这种荒谬的泥潭，就会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唐代诗人刘禹锡作《九日》诗，欲用“餻”(“糕”)字，“以其不经见，迄不敢用”;出于同样的原因，有人想在诗中用“饧”(“糖”)字，也不敢用。宋代杨万里本是一位比较开放的诗人，常以俗语入诗，可是，连他也有顾忌，甚至认为：“诗固有俗有雅，然亦须经前辈熔化，乃可因承。”不用说，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诗歌创作哪里还能创新，还能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呢!
对这种“举世皆宗李杜诗”的陈腐现象，方孝孺极为反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批评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的。他以“不知李杜更宗谁”的一句诘问，便使那些“皆宗李杜诗”者无言以对。是的，如果一切诗作都要以前人诗歌为本源，一切用词都要从前人诗中寻依据，而且把这种僵化观点作为通则，那么，李杜的诗作岂不是也应该有前人的诗作为本源、以前人的用语为依据吗?果真如此，李杜还能有那么多超越前人的绝唱吗?李杜在诗歌创作中是注意向前人学习的，但从不受前人所局限。“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杜甫自己的诗句便已清楚地表明了他既注意向古人学习、又注意向今人学习的客观求实态度;李白对那些泥古不化者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的冷嘲热讽，(见《嘲鲁儒》)，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李白之所以成为“诗仙”，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除了个人的天资禀赋之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一、丰富坚实的社会经历和生活积累;二、对世事的密切关注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三、既善于学习，更勇于创新的正确态度。归根结蒂，是由他们的思想情怀和社会实践(包括创作实践)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方孝孺“不知李杜更宗谁”的诘问，由于以这一历史的真实为后盾，因而具有不可辩驳的巨大力量，足以震荡那种“举世皆宗李杜诗”的陈腐观点和不良风气。
诗人在从反面作了强有力的批评和否定之后，转而从正面阐发自己的见解：“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风雅，原意是指《诗经》中的风、雅，也即文章教化，这里可引申为文章教化所包含的世情风俗或人情世态。在诗人看来，只有对人情世态有了深刻的了解和体察，然后凝聚于自己的笔端，这样写出来的诗歌才是天下最美妙的作品。诗人主张文学创作要接近社会，贴近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源头活水，而不要受前人的束缚，拾古人的牙慧，这种观点无疑是积极可取的。
方孝孺以耿正誉名于史。从这首论诗诗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为人处世的气质。作品对错误观点的批评毫不含糊，对个人见解的表达明白直率，旗帜鲜明，胸怀坦诚。诗歌虽然运用了反问句，于稍稍停顿中引导人们去回顾历史，然全诗的总格调则是直陈之中见刚正，流畅之中见坦率，给人以理透情真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