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宋玉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除了村野农夫、江上渔樵、市间商贾者流，旧时代稍沾一点文墨者，谁不重视“名声”二字?
重视名声其实也无可非议。屈原《离骚》不是说过：“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古诗十九首》不也有句云：“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如果是为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而像曹植那样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如果是为了朝政的整治、百姓的安康，而像汲黯那样直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端肃之名“见惮”当世;如果是因为国家的沦亡，而像文天祥那样高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慷慨赴死——这样的身前之誉、身后之“名”，为什么不值得珍视?
但有些人所羡慕的，则是另一种“名声”，那就是权位声势、富贵之名。他们之所以羡慕，决非是为了流惠百姓、造福苍生，而只是要满足一身之享受、子孙之后福罢了。对这类名声的贪求，就很可能把人们引向卑躬屈膝、不择手段的邪路，陷于害人害己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秦之李斯便是如此。他贪慕势利，公然宣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终于辞师入秦，官至丞相，取得了天下瞩目的名位。但在“沙丘之变”中，为了保住爵禄，竟屈从赵高，扶胡亥上台，参与了谋害忠良的卑鄙勾当;甚至“阿二世意”，上《督责书》以鼓吹独裁专制。结果怎么样?还不因谋反被囚、“腰斩”东市!
东晋桓玄，遵奉其父“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之信条;听人讲解《论语》，至“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便“意色甚恶”(见《世说新语》)。可见他为了富贵和名声，是什么手段都愿采用的。结果又怎么样?还不因发动叛乱、弑帝自立而身杀族灭!
可见“名声”的追求自有迥然不同的境界。前者以牺牲私利、造福苍生为标帜，引导人们为国家民族舍身赴死。这样的境界，正如“高山”、“景行”，完全值得有志之士攘臂效法。后者则以危害家国、遗祸百姓为结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纵然可由此位极人臣、长享富贵，又何足慕哉!何况这样的追求，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李斯、桓玄身败名裂的下场，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
宋玉所说的“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指的就是这后一种“名声”。在“与其……宁……”的断然选择中，表达了这位楚国名臣，对“无义”之徒追“名”逐利行径的多少鄙弃之情。正如伯夷之“义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于首阳山中;正如屈原之不愿效党人群小的竞进贪婪，宁愿“正言危身”，被流放于江南僻野——这种鄙弃“无义”之“名”的人生，纵然会给有志之士带来莫大劫难;但其中闪耀着的，却是他们历劫弥坚、金石难摧的伟大志节之光辉。
从这个意义上说，“穷处守高”的追求，较之于建功立业、流惠下民，是丝毫也不逊色的;默默无闻的穷节之士，较之于出将入相的勋臣，是一样无愧于当代后世的!文天祥《正气歌》说得好：“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与“无义而有名”之徒的终将身败名裂相反，“穷处守高”之士的坎坷当世，恰恰常能“名”垂青史，而得到人们悠邈的缅怀——这可说是人生最微妙的辩证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