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蒿里行》原文|翻译|注释|赏析
[魏]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属《相和歌辞·相和曲》。本是齐国东部士大夫、庶民送葬时所唱的挽歌。曹操运用这一哀伤的曲调来写乱世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深沉的感慨，内容和调式是很合谐的，这是曹操运用旧题乐府的一个特点。
这首诗被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确实，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公元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 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前四句写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以勤王灭贼号召天下。中间六句写军阀为了争夺权势而互相残杀。这六句又可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军合力不齐”二句，写结义兵之初，已然露出危机;“军合”只是表面上的合， “力不齐”已预示出分裂的危险; “踌躇”二字写尽这些“勤王”的英雄们畏敌如虎，拥兵自重的心理， “雁行”已预示着必然要分道扬镳。 “势利使人争”两句，则进一步写出他们之间终于为了争权夺利而很快互相杀伐起来。 “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则举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袁绍、袁术这两个堂兄弟竟然成了死对头，袁术自己要称帝，大骂袁绍为家奴;袁绍则更阴险，想借用刘虞为帝而号令天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当时又兵力最强，其叔父又被董卓所杀，因而自然成了各路诸侯之盟主，曹操在这里举二袁之争，可以概见当时乱世群雄的情形。读了这六句诗，我们仿佛看到这帮军阀从暗斗以至明争，终于打得不可开交的一个历史过程。无怪乎钟惺说曹操“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绍字)、公路(袁术字)、景升(刘表字)辈，落其目中掌中之矣。” (《古诗归》)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 “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 自然要痛断肝肠了。作者在写这段纷繁的历史事变时，从大局着眼，从关节处入手，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善于突出重点，使人感到诗人自是站在高处，全局在胸，所以运笔自如，简劲有力。从“史”的角度说，这首诗真不啻就是一首汉末良史。
但这首诗，最动人的还是作者的“诗情”。从情的角度分析，这首诗也是脉络分明的。前四句，可以说写诗人起初的愿望。 “关东义士”虽可泛指诸路将领，但我以为主要是曹操隐然自指。曹操兴义兵，讨群凶是其本心，尤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两句，正可谓是曹操开始追求的目标：他想大家合兵于孟津对洛阳构成一种进逼的势态，一旦洛阳得手就可打开进攻长安的门户，就可完成灭贼勤王的大计。这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讲的是很清楚的。中间六句写曹操的失望。他没有料到这些军阀竟然这般卑鄙，因而大有“竖子不足与谋”的感慨，鄙视和痛恨之情感溢于言表。最后六句写曹操的哀伤，他既是伤生民之苦，也是伤自己整顿乾坤宏愿的受挫。从曹操情感发展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以天下为己任，救万民于水火的博大胸怀和深挚情感。这才使这首诗具有“诗史”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