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萧军、萧红》原文与赏析
刘吟先生：
二日的信，四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乡下，住了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两三年才习惯。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那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删改文章的事，是必须给它发表开去的，但也犯不上制成锌版。他们的丑史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怕羞，也不去干这样的勾当了，他们自己也并不当人看。
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沈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你所遇见的人，是不会说我怎样坏的，敌对或侮蔑的意思，我相信也没有。不过“太不留情面”的批评是绝对的不足为训的。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
而且现在的批评家，对于“骂”字也用得非常之模胡。由我说起来，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它们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但论者即一概谓之“骂”，岂不哀哉。
至于检查官现在这副本领，是毫不足怪的，他们也只有这种本领。但想到所谓文学家者，原是应该自己会做文章的，他们却只会禁别人的文章，真不免好笑。但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不是救国的非英雄，而卖国的倒是英雄吗?
考察上海一下，是很好的事，但我举不出相宜的同伴，恐怕还是自己看看好罢，大约通过一两回，是没有什么的。不过工人区域里却不宜去，那里狗多，有点情形不同的人走过，恐怕它就会注意。
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看看去年所作的东西，又有了短评和杂论各一本，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而新的文章，就不再做，这几年真也够吃力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过了一年，孩子大了一岁，但我也大了一岁，这么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迅 上 广附笔问候 一月四日
【析】 这是一封既拉家常，又谈创作，但重点是谈政治问题的信件。
这封信是对萧军、萧红来信的回复。据萧军后来回忆，当时萧军、萧红在上海确是搬过三次家，最后一次搬入了福显坊22号房子。那儿，似乎已经临近城郊，风光确实不错：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中写道：“从南面窗口望出去，正前面和路两侧……全是一片广阔的菜地。这虽然已是隆冬的古历十二月季节，但无论在楼房的墙根下和菜地上，全是一片绿油油、嫩青青……的颜色，这竟使我这个‘东北佬’深深感到颇为惊奇。因为在东北的家乡，一到这样的季节，所望到的不是白茫茫，就是灰苍苍的一片……。”因此，搬过去后，不久，他们就兴致勃勃地给鲁迅写了信。
鲁迅在信的开头说，“搬了房子，好极好极”，能看“大草地”，更是“新年幸福”，表示了祝贺与鼓励的意思。但对照自己处境，老是“在北四川路兜圈子”，象“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了。寥寥数语，既是对在上海、北京寓居的感慨，也含蓄暗示自己当时处境的寂寞孤单和内心的气闷，体现出在严酷的“文化围剿”面前革命战士的困难和艰苦。接着谈翻译班台莱夫《表》的事。“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说明一字一句都在替小读者着想，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体现出对少年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更可见翻译工作的辛劳，其 “牛” 劲、“韧” 劲可见。
第二段则是谈自己文章被反动检查官 “删改” 的事。在此之前，萧军曾提议把被删改过的文章制成锌版，设法印出来，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他们所干的卑鄙伎俩。鲁迅认为不必制版，但“必须给它发表开去”，表明决不屈服于敌手压力的大无畏气概。“他们的丑史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古语云：“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连一点羞耻之心也没有了，哪里还像人呢?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敌人强烈的愤慨和不满。“怕羞，也不去干这样的勾当了”，“他们自己也并不当人看” 等等，横眉怒斥敌人的卑劣无耻，可谓义正辞严，痛快淋漓!
第三段由写对敌人的愤怒谴责，转为对“吟太太”萧红开玩笑。据萧军后来回忆：“萧红曾开玩笑，说鲁迅先生是 ‘老耗子’，我是 ‘小耗子’，‘老耗子’ 在教‘小耗子’各种避 ‘猫’ 的法门”(这玩笑很可恶，不伦不类……)，所以鲁迅先生也报以玩笑说：“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其实，这玩笑涵意深邃。例如，说萧红观察不仔细，便以猫儿不会经常大声叫嚷为喻，证明它虽然 “比老鼠还要沉默”，“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其实手段十分阴险毒辣，非常人所能预料。“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短短几句，其意双关，表明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决无调和的余地，也绝无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从阶级论出发，对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现实所作出的精确分析和形象的比喻，也是对当时涉世不深的萧军、萧红的深刻教诲和指点。
第四、五、六段是针对萧军、萧红信中认为别人没有说鲁迅怎样坏的说法，深刻地指出：“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太不留情面’的批评是绝对的不足为训的。”这是鲁迅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他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风格的写照。鲁迅对萧军说过：“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应当做到“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不胜、不败不止。同时，鲁迅在这封信中还对“骂”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对“骂”不能一概而论，不该骂的固然不应骂，该骂的则还是要骂。“救国的非英雄，而卖国的倒是英雄”，对这样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谬论，对黑暗社会种种畸形秽物，为什么不“骂”?显然，人们对这些恶物决不抱任何幻想，唯一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地跟它作斗争。
第七、八段，进一步写自己当时所处的险恶的社会环境，并指示萧军、萧红“还是自己看看”，亲自去考察一下当时的上海，才能真正懂得世事。同时，告诫他俩别处可以去，“工人区域里却不宜去，那里狗(按：即国民党暗探)多”，短短十三个字，体现出对敌人及其帮凶的痛恨和对青年作家生命安危的关切，说得诚恳直率。“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则从另一个侧面写反动当局压迫的厉害。但鲁迅并不屈服，“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反映出对当时流行的封建遗老遗少们 “尊经复古”论者的蔑视和愤慨，用形象的语言写出自已“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战斗精神。
信的结尾谈了自己家里的事，这也是收信人十分关心的。重点写孩子长大，自己老了，“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写得幽默风趣。联系到前面鲁迅已写到过的 “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以及“这几年真也够吃力了”等语，鲁迅当时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家务孩子的劳累及疾病的折磨，他那疲惫困倦的情状不难想见。
这封信也有较强的艺术性。它经常采取对比的手法，互相对照，爱憎分明。对敌人，横眉怒斥，毫不留情;对友人，亲昵坦诚，一往情深。此外，也有自己和“二萧”的对比，城里和乡下的对比，以及猫和耗子的对比，全信还采取比喻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深刻、生动，如把敌人比喻为表面沉默、时刻“伺机搏击”的“猫”，把弱者比为“耗子”，这两者决不可能调和等。在讲述道理时，常常采用杂文的笔法，并使用反语，使语言幽默风趣，既有形象美，又有说服力。如对“骂”的剖析，和对“检查官”本领的讥讽等，就是如此。全信虽不到1000字，但警句名言不少，如“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等等，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均可当作座右铭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