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曹聚仁》原文与赏析
聚仁先生：
惠书敬悉。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然而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贤入孔庙，被以衮冕，现在却还不至此，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
渔仲亭林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此时代不同，环境所致，亦无可奈何。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虽称非知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复的，你看有多少。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此复，并颂
著祺
鲁迅 启上六月十八夜
【析】 政治形势的日趋险恶，常使鲁迅联想到历史相类似的情形和状况，试图在古今神似的对比之中，找到其历史的根源。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对现实政治形势的险恶，鲁迅就作了这样比较。他指出：“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那么，明末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据史书记载，明末天启年间，宦官专权，象魏忠贤之类的，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无恶不作，一时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而与明末相比，当时的政治形势同样的险恶，就在鲁迅写这封信的当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仅以此事为例，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之状况。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现代，鲁迅指出“交通既广，智识大增”的特点，尽管反动派的手段更加“绵密而且恶辣”，但毕竟有人不像明末那样附炎趋势，毕竟还有像鲁迅这样的硬骨头性格的人，出来鸣不平。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下，鲁迅对胡适的那番谬论，也就自然感到愤慨，并对其予以蔑视。在这里，表现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同已经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的胡适的彻底决裂。
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丝毫的放弃斗争的念头，同时还满腔热情将注意力投射到他所关心的各项有益的事业之中。譬如在信中，他提到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事情，主张要用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价值观念标准来观照历史，重新审视。他认为做学问的方法，由于“时代不同”应该有所变化。因为方法论的问题，涉及到认识方式和意识观念等问题。方法论的更新，才有可能使今人的学问之于古人，获得新的突破和成就。同时，鲁迅还主张开辟学问的新领域，以图扎扎实实地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由此可见，鲁迅的学问态度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而在观念上、方法上则又是全新的。
由于鲁迅总是能够用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观念认识对象，这使得他对于传统的继承，自有一套独特的、新颖的看法。譬如在信中，他所提到的对“师道尊严”的传统的看法，就认为：“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这里，表现了鲁迅用现代意识和观念审视”师道尊严”传统的反叛精神。当然这种反叛精神，并不是全然割断与历史的联系，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对于具体的人和事，还必须充分地尊重他人的人格，正如鲁迅在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落井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显然，这种对传统的认识和对具体人与事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鲁迅的榜样是应该为后人所效法的。鲁迅在信中也谈到他与章太炎师的关系，并以此为例来加以说明，这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在信中，鲁迅还谈到文学普及与青年的关系问题。对于当时文坛的一些现象，鲁迅曾深感不安，特别是“左联”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以使“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鲁迅看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来说，通过文学所传达的思想，必须以大众化的传播和接受的方式，才能够使文学有更多更广的读者队伍，才能不时地产生它的社会轰动效应。对于这一状况的解决，鲁迅寄希望于青年，“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这里，鲁迅着重强调了寄希望于“好的青年”，这是很重要的。与青年的长期交往，自然使鲁迅在青年群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也同青年朋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然而，青年群中也不乏“希奇古怪”者，重 “小利”者，这些青年的确给鲁迅带来不少的苦头，有时“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使鲁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然而，即使这样，鲁迅对于青年仍然是宽厚的：“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这段文字的表述，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长者的宽广的胸襟与风度，的确是令人敬佩的。
一封并不太长的书信，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内容可挖掘，给后人以如此之多的启示，由此可以看到，鲁迅的的确确是精深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