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祝中俄文字之交》原文与赏析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 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 《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 Andreev) 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尔志跋绥夫(M. 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 (V. Korolenko)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m Gorky)感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笑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是不属于希特拉的卐字旗下的，《死的胜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密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 《苏联闻见录》 称为“反动书籍” (同二十七日新闻) 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 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

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析】 《祝中俄文字之交》写于1932年12月30日，是一篇赞颂俄国文学和社会主义苏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反共反苏丑恶面目的杂文。

1932年12月12日，国民党为了缓和外交困境并挑起苏联和日本的矛盾冲突，以便于集中精力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刹时间，魔鬼的口中嘘出了一阵阵虚假的甜嘴蜜舌的赞颂苏联的声浪。在这情况下，鲁迅写了《祝中俄文字之交》，提醒人们注意复交的可“祝”之处——通过对俄国文学的介绍来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中俄文字之交” 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指出国民党同苏联的“复交”不是政治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一是号召革命的或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抓住这有利时机，更多地引进和学习俄国文学，因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的朋友”。

俄国文学之所以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便在于它使人们明白了世界上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人，在对黑暗现实的剖析中，真实地反映了被压迫者 “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的历程;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学，在科学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描绘了翻身的“像了人样”①的工农 “变革，战斗，建设，成功”的风貌，成为世界文坛上一束鲜艳的芬芳四溢的奇葩。鲁迅推崇和颂扬俄国文学，一方面在于俄国文学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给与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一方面也在于他那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美学理想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透过俄国文学那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笔触，鲁迅不仅看到了被压迫者自身解放的途径，并且扫除了他过去“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的阴霾，更“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②。

是的，阶级社会中的文学，都带有某种程度的阶级性，而那些表现了被压迫者反抗战斗的文学，必然为反动阶级所不容。在“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的旧中国，俄国文学的介绍传布 “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笑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俄国文学的扼杀禁压，可谓绞尽脑汁，搜枯索肠。然而，这种蚍蜉撼树之举，并不能阻遏俄国文学在中国 “绍介进来，传布开去”。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不断提高，俄国文学在统治阶级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的怀里去”。

俄国文学的生命力是旺盛的，这和它的国际主义是分不开的，它以“了解感觉和推测国家的未来，本国人民的命运和本国在世界上的作用”③的宏深思想和技术的杰出，吸引和启发了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爱国主义是被压迫民族自身解放的源泉，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爱国主义必须和国际主义紧密地联结统一，被压迫民族只有放眼于人类世界，“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让民族的立场和阶级的立场相一致，才能建立真正平等和谐的人类社会。这也是“中俄文字之交” 的又一现实意义。

以感情作为内在逻辑力量的夹叙夹议，是这篇杂文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作品以正面的叙述议论为主，含蓄而不晦涩，概括而不抽象，全面地多角度地阐述了俄国文学在我国“宛转曲折的生长”④的艰难历程，突显和深化了主题。严肃与谐趣、冷峻与轻松的有机结合，“使文章增添了活气”⑤，加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和凝聚力。比如作者在揭露国内反苏分子的“自利”面目时道： “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 《中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 ‘反动书籍’ (同二十七日新闻) 么?”以“甜嘴蜜舌”和“反动书籍”作为比较，既形象地揭示了反苏分子的虚假与本质，又让人们在对敌人的嘲讽中去冷静思考中苏复交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