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

堂堂大元， 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 惹红巾万千。官法滥， 刑法重， 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 何曾见?贼作官， 官做贼， 混贤愚， 哀哉可怜!

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右《醉太平》小令一阙，不知谁所造， 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弊，故录之，以俟采民风者焉。”可见这支散曲普遍反映了元代人民对当时苛政的极端怨愤之情，所以不胫而走，流传全国，对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起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这支散曲最大的特色是直言无忌，一针见血，骂尽说尽，痛快淋漓。开头四句为第一层，直捣黄龙府，揭露当时政治上的三大弊端：开河，变钞，奸臣掌权，从而引起遍地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朝廷征发大批民工治理黄河， 民工因不能忍受监督治河官吏的虐待而举行起义。开河本是一件好事，却变成一件劳民伤财、引起民怨沸腾的坏事。变钞，是元顺帝十年时颁行的一种纸币法——“至正交钞法”。元朝初年忽必烈统治时，就开始颁行纸币，叫做“中统交钞法”，虽然以金银为钞本，但官吏们营私舞弊，倒卖假钞，从中渔利，百姓便深受其害。“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贵，奸伪日萌，民用匮乏”(《变钞法诏》)，在这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得改变旧钞法，铸“至正通宝”钱作为钞本。但实际上，“至正交钞法”却是不能兑现的纸本位，滥印滥发的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纸币严重贬值，变成一堆废纸。据《元史新编》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贵十倍。”“海内大乱，供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载，舳舻相接，交料(即纸币)散满人间， 京师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元朝纸币的危害，莫此为甚!

元朝官贪吏虐，奸佞横行，百姓倒悬，暗无天日。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至各地方行省的主官，均由蒙古人担任，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双管齐下，冤狱之多是空前绝后的。《元典章·刑部二》中说：“今之官吏不体圣朝恤刑之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鞫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或惧不获正贼之责，或贪照察之名，或私偏徇，或挟宿怨，不问轻重，辄加拷掠，严行法外，凌虐囚人，不胜苦楚。锻炼之词，何求而不得，致令枉死无辜。”仅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一次就发现贪官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 赃银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而当时的伯颜丞相便是最大的赃官。据《辍耕录》载：“重纪至元间，太师伯颜丞相专权蠹政，贪恶无比， 以罪左迁南恩州达鲁花赤，至兴隆，卒，寄棺驿舍。滑稽者题于壁云： ‘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远智， 不将些子到黄泉’。”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散曲对于当时的弊端概括得非常准确。人民面对着如此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走投无路， 当然要揭竿而起，谋求生路了。“堂堂大元”，其虚弱本质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三句为第二层。“官法滥”是指元朝滥封地方官员，官上有官，迭床架屋，人民倍受其害。元朝官制：路设总管、同知，府设知府或府尹，州、县设州尹、县尹;而又规定，路、府、州、县还要设达鲁花赤一员，为最高长官。公元1265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样，达鲁花赤成为高居于地方官之上的特殊官员，是阶级压迫加上民族压迫的显著标志。“刑法重”是指元代律令繁多，刑法森严。据《元史·刑法志》载，元代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还有“十恶”、“职制”、“大恶”、“奸非”、“盗贼”、“诈伪”等名目，再加酷吏遍地，赃官如毛，蒙古人连治罪都享有特权，他们无故杀死一汉人只赔偿一头驴子的代价，汉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焉得不怨?焉能不愤?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为第三层。由于连年的水旱饥荒，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无物可食，终于发生“人吃人”的惨事。而钞法的败坏，造成纸币贬值，形同废纸，人民不愿使用，而奸商趁机牟利，投机倒把，以钞买钞。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罕见现象，所以诗人激愤地责问道“何曾见”。

最后四句，“贼作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为第四层，对官贼异名、实为一体的腐朽现象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真有力贯千钧之势。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元朝的赃官，尤其可恶。他们贪赃枉法，不择手段，已发展到不加掩饰、明取狠夺的地步。象关汉卿的杂剧《鲁斋郎》中贪官张珪说：“冒支国俸，滥取人钱，那里管爷娘冻馁，妻子熬煎。”“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送的人典的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对于这样的赃官，称他为贼，不是太贴切了吗?

这支散曲在修辞上也颇有特色。例如“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做贼，混贤愚”数句，将对仗、回文、顶真几种修辞格熔于一炉，增加了语言的谐谑性和讽刺性，是运用得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