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九首
(其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向以“平淡自然”的诗风为后人所称道的陶渊明，越到晚年，诗歌越慷慨激昂，风格也越清峻遒劲。尤其当晋宋易代之际，他那久郁心中的强烈感情象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他用诗歌愤怒诅咒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刘裕的篡弑行为，猛烈抨击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出不屈的抗争精神，闪耀着“金刚怒目”式的光辉。 “陶潜酷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清人龚自珍这首《舟中读陶诗》正是对陶渊明这种精神的高度赞赏。
“种桑长江边”就是这样一首寓意深刻、锋芒毕露之作，虽通篇采用比兴的手法，诗歌讽喻的效果却并不因此而有所稍减，反而更耐人寻味。诗人通过种桑江边、桑树摧折不幸遭遇的描述，抒发了自己对晋宋易代的深沉感慨。
一起说：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一用种桑比喻刘裕立恭帝一事，意义甚明。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十二月，刘裕立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即逼恭帝禅位以自立，改元永初，其间恰好跨越了三个年度。所谓“望当采”者，据黄文焕《陶诗析义》阐释，意思是： “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其中曰“望”、曰“当”，可见这只是一种意愿，一种推理，而非既成事实，接下来诗人果然将笔锋一转，引出三、四句。
“枝条始欲茂”承上，这是种桑三年的结果，也是“当采”的原因; “忽值山河改”一转，揭示了当采而未能采的缘由。 “山河改”，显然喻指政权的变祚。一个“忽”字，强调了政变的突然，也表达了诗人和时人对刘裕篡权的真实感受。这一句同时有着启下的作用。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具体描写“山河改”使桑树遭受的祸害。那“始欲茂”的桑树，突然遭此变故，不但枝叶摧折，生意全无，连根株都在沧海里随波逐流。如同历史上一切政治事变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屠杀和流血，这一幅桑树被毁的惨景，正是对刘裕篡晋过程中杀戮之惨烈恐怖的贴切比喻和形象描绘。
桑树统统毁于一旦，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春蚕无以为食;蚕不能吐丝做茧，寒衣无着自不待言。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两句，仍紧扣桑树，揭示了事变给晋统治者和广大百姓带来的无食无衣的灾难。不仅描写生动，而且颇含理趣。
诗人用比兴手法反映这一场易代之变，当然不只是为了客观地描述它，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但它既不象《述酒》诗那样以“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表达对东晋王朝覆灭的深切哀悼，也不同于《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通过对荆轲、精卫、刑天的歌颂，寄托自己对强暴统治的反抗和不平。诗人写这首诗，意在从这场惨痛的祸变中总结教训，以戒后人。所以陈沅说： “此慨晋室之所以亡也……命意全在末二章，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诗比兴笺》卷二)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指出桑树的被毁根源于它种在“长江边”而“不植高原”。种非其地，自然依托不固，从而招致了这场惨祸。以此来比喻恭帝为刘裕所立，托身不慎，后患自来，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身受其害的晋统治者还流露出某些怜悯和同情的话，当他转入对事变原因的思考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得深沉，目光也变得冷隽了。他清醒地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晋统治者自身的昏庸无能，咎由自取，既然如此，又何悔之有，悔又有何益呢?诗人强烈的不满和辛辣的讽刺溢于言表。从中也可见陶渊明虽归隐田园，蛰居乡村，却如鲁迅先生所说， “对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不仅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而且对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此诗虽全用比兴，字字隐语，却毫无晦涩之嫌;文气自然流畅，一气呵成，而章法十分严谨。黄文焕评此诗曰： “曰 ‘望’ 曰‘始’，所愿何长;曰‘忽值’，所逢何短。曰‘柯叶摧折’、 ‘根株浮海’，所受之祸，又何太酷!如此孤愤，胸中火发，大地山崩矣。 ‘既无’之后，又曰‘欲待’，与‘欲茂’相应，绝望仍一回望，惨不可言。然后推寻祸基曰： ‘本不植高原。’误国之人，误国之政，所繇来已久，所初行实谬，咎岂在今哉?”这一段话对此诗内在结构的分析颇有见地，援引于此，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本诗作更深入一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