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送张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1)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2) 之衣,乘纤离(3) 之马。于是,风神散朗(4),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5)也。垂及强仕(6),丧其行资(7),则既牢落偃蹇(8)。尝以艺北游,不遇(9),失意,亟亟(10)。南归,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11)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于是,余周流授徒,适与相值,问叔夏: “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 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而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违(12)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阻然(13)。少焉,饮酣气张,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14),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15),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盖钱塘故多大人长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钟鸣鼎食(16),江湖高才,词客姜夔尧章、孙季蕃花翁(17)之徒,往往出入,馆谷其门(18)。千金之装,列驷(19)之聘,谈笑得之,不以为异。迨其途穷境变,则亦以望于他人而不知正复尧章、花翁尚存,今谁知之?而谁暇能念之者?嗟乎! 士固复有家世材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六月初吉(20),轻行过门(21)云:“将改游吴公子季札、春申君(22)之乡,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23)其辞以为别。
〔注释〕(1)钱塘: 今杭州市。(2)阿: 细缯。锡: 细布。(3)纤离: 古代北方国名,产良马。(4)风神: 风采神志。散朗: 潇洒明快。(5)承平: 太平盛世。故家: 旧家族。不翅: 不亚于。(6)垂及: 将要到。强仕: 指四十岁。(7)行资: 路费。(8)牢落: 无所寄托。偃蹇: 困顿失意。(9)不遇: 没有遇到被提拔的机会。(10)亟亟:赶快。(11)山阴:在会稽山之北。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天台: 今浙江省天台县。(12)违: 离开。(13)阻然: 沮丧的样子。(14)噫呜: 叹伤的样子。宛抑:郁结。(15)亵: 亵渎,轻慢。企: 企及。(16)钟鸣鼎食: 指贵族生活。(17)姜夔: 南宋词人。孙季蕃: 孙惟信,词人。(18)馆: 住宿。谷:饮食。(19)列驷: 车马众多。(20)初吉: 指初一。(21)轻行: 轻装而行。过门: 到家门来拜访。(22)季札: 春秋时吴国公子。春申:战国时楚国贵族。(23)次第: 次序。
〔鉴赏〕戴表元性好山水,文好乐府,“每杖策东游西眺,不十里近,才数百步,不求劳甚,意倦辄止,忘怀委分” :他备赏乐府“陈礼义而不烦,舒性情而不乱” (《戴剡源先生自序》) ,诗人于时事“有所愤切,有所好悦,有所感叹,有所讽刺,一系之于此”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九)。所以,戴表元的文章虽以唐宋大家为矩式,“矫讹翻浅,宗旨道原” ,但在表达怀念故国和民生凋敝的感慨时,重性情,讲隐晦,笔法委婉。读其文章,给人以一种“清而不露,如青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篇不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 (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的韵味。戴表元虽也受时代的限制和元初统治者的文威,不能在文章中直抒胸臆,但能秉山水性情系乐府精神于文章之中,因此他的文章隐而不晦,将意念藏于性情之中,形成自己的“清深雅洁”的风格。《送张叔夏西游序》很能代表戴表元的文章风格。古人有“赠人以言”的风尚,在唐代此风兴盛,凡友辈有不平常的出游、出仕或关系人生命运的举止时,知交者常以“赠序”劝勉、赞赏、忠诫其人其行,也不乏生发人生道理和治学之道的好文章。《送张叔夏西游序》不是一般的赠序,全文没有褒奖之类的语言,有的是“莫衷一是”的深沉的感慨和郁结日久的愤切,在娓娓描述之中深藏着作者的故国之思和对时政的不满。《送张叔夏西游序》在艺术构思上把表达的重点体现在作者对某种事物的感情反应上,以情动人,从而启迪人们对某种事物所包含的意念进行反馈深思。所以,短短的一篇文章,也能叫人抚卷叹息,引起某种共鸣。作者在文章中写了与友人张叔夏(炎)的三次相见: “初相逢钱塘西湖上” ,那时的张叔夏是个风度翩翩的贵家之子; 第二次,至少是在张叔夏“家钱塘十年”之后,作者“周流授徒”刚好与家道衰落、“失意” “不遇”的张叔夏相遇,令人感慨万分; 不久,在六月初吉(初一)张叔夏“轻行过门” ,“将改游吴公子季札、春申君之乡,而求其人焉” ,作者赠序以别。作者首先把全文构造成一种叙述性的结构,这样就可以对张叔夏其人其事进行形象的描述,而避免由此触发直接的议论阐述。因为张叔夏的颠沛身世正是由宋入元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缩影,戴表元不愿也不敢明目张胆表示自己的思想观点,在形象的描述中流露的不过是“莫衷一是”的感慨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作者描述的手法简约有度,曲折有序,渗透着情感,笔触很动人。作者描述十年前的张叔夏“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突出他的富贵和“风神散朗”的风度神采,甚至比“故家” (世家大族) “贵游” (无官职的贵族子弟)少年还要过分。待到张叔夏“强仕”之年,也就是四十岁的时候,家道破落,碌碌无为,作者只用了“牢落偃蹇”四个字就极其概括地用同情的笔触描述了张叔夏的孤寂和窘困。“强仕”之年的张叔夏精力充沛、气力强盛,是不甘寂寞的,于是就有北游、东游之举,作者非常简略地把张叔夏十年间的奔波轻轻带过,仅点明其辛苦遭逢的结果是“不遇”与“少遇” ,然后用较多的笔墨来刻画其失意后的情态,具体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苦闷心情。作者用“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发问,这是明知故问,在语势上提顿一下,也是前文所说的让“青峦出云,姿态横逸”,委婉曲折地使一个失意文人的“声音笑貌”显现出来。张叔夏以不得已的心情诉述了自己出游的苦衷,“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即使偶尔有相知相遇者,也没有能力为他安排一个安宁的栖居之处。听来令人伤感,这难道仅仅是张叔夏的个人际遇吗?作者也不必来道破个中原因。张叔夏惋伤的表现不是叹息、沮丧,却是“饮酣气张” ,歌唱起自己所作的乐府词来,音调“噫呜宛抑” ,声情“流丽清畅” ,在醉歌之中如此情趣高洁、气度不凡,教人不可轻慢,使听之者也“忘去穷达得丧所在”。张叔夏在“途穷境变”之后的心理变态,正被作者用白描的形象渲染出来,感情的基调虽是伤感的,但不低沉,文章的动人力量也主要体现在这里。最后,张叔夏在历经坎坷之后又要西游,作者莫置可否地只能答以“唯,唯”。作者、张叔夏和读者的感受,同样是惘然的。文章给人这样的感觉,是作者在元初特定环境下的艺术构思的结果。前人说戴表元写文章,“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元史》本传),是指他善于在文章中藏匿思想的技巧。所以,他把文章构造成叙事结构,在对张叔夏其人其事的“摹画”之中,能把自己的思想藏匿得不露痕迹。戴表元这种写法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是形象包含思想。张叔夏这个形象是生活本身给予的,但在文章中通过作者的观察、思维,然后用文学语言表现出来,其中就一定包含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作者偏重于表现思想,文章就得以论辩喻人; 如果偏重于表现感情,文章必须以情动人,从而把作者对事物的看法藏于情感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即使是一时的“惘然” ,艺术的直觉也会帮助读者认识包含在形象之中的思想。这是艺术的认识规律。戴表元写文章虽然讲隐晦,但其文章的总的风格是清新、深邃、典雅、高洁的,因此,《送张叔夏西游序》读来晓畅,毫无晦涩艰深的矫揉文辞,从思想的表达来说,是隐而不晦的,我们只要推敲一番,还是能洞悉其对事物的看法和思想倾向性。人到“强仕”之年,既而“牢落偃蹇”,这本身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不仅张叔夏怀才不遇,即令山阴、四明、天台等文人之乡,也少有遇者,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作者借张叔夏之口写出了“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的话来,所谓“贤者”、“知者”,即是与张叔夏有同样命运的知识分子。作者自己在宋元两代都没有出仕的愿望,但他对知识分子的没落处境较张叔夏看得透彻,也更痛切。文章中写到张叔夏高歌乐府,可以“令人忘去穷达”,反思起来,旧知识分子本身就有个“穷” (不得志)与“达” (得志)的不同命运,只是因各人境界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戴表元也曾因“兵变走避邻郡”,其“家素贫,毁劫之余,衣食益绝” ,只能“授徒卖文,以活老稚”(《戴剡源先生自序》),元执政者虽欲起用,他也不愿求“达”。因此对于张叔夏“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 ,虽有同情之心,也不可能有赞叹之语。作者对张叔夏遭遇所引起的感叹,只是因联想到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才抒发出“盖钱塘故多大人长者”以下的一段议论。象叔夏先世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就连姜尧章、孙花翁也曾“馆谷其门”,一旦“途穷境变”也要“望于他人” ,那么,“尧章、花翁尚存,今谁知之?而谁暇能念之者?”戴表元不禁喟然长叹,“士固复有家世材(才)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 ”作者在愤切不平的感情的激动中,对元初统治者的愚昧的文化统治发出严厉的谴责。“情动于中而发于言” ,作者写作此文的真正的意念也就非常妥切、熨帖地藏匿在情感的表现之中。这是一种看来平常、实际高妙绝伦的艺术构思。构思是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的。构思的形成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作家艺术观的支配。作家的艺术观对他的写作构思有时会起着直接的支配作用。戴表元写作古文与当时一般“公卿大夫” “濯然自异” (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他在《许长卿诗序》中说: “酸咸甘苦之于食,各不胜其味也,而善庖者调之,能使之无味。温凉平烈之于药,各不胜其性也,而善医者制之,能使之无性。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诸物,各不胜其为迹也,而善诗者用之,能使之无迹。是三者所为,其事不同,而同于为文之妙。何者? 无味之味食始珍,无性之性药始匀,无迹之迹诗始神也。” (剡上丛书本《剡源集》卷九)因此,戴表元写文章重视调理性情,在摹画事物之中很自然地将其写作意念调匀在性情之中,“人情世故托于诸物”,“使之无迹”。戴表元在《送张叔夏西游序》中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元初统治者的不满,托之于叔夏世家的兴衰及其奔走道途的“牢落偃蹇”中,在愤切深沉的感情流露中,使文章的思想性更加深邃莫测。所谓隐而不晦,也就是“无迹之迹”; 所谓“莫衷一是” ,也就是指将思想藏匿得更深更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