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左传》·子产论政宽猛》鉴赏

古文观止·《左传》·子产论政宽猛

(昭公二十年)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1】:“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2】,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3】。大叔悔之, 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曰【4】:‘民亦劳止,汔可小康【5】,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6】。’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7】, 以谨无良,式遏寇虐【8】,惨不畏明【9】。’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10】,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11】,不刚不柔,布政优优【12】,百禄是遒【13】。’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注释】

【1】大叔:游氏,名吉。于子产身后执政。

【2】狎:轻忽、玩弄。

【3】取人:取即“聚”,人指盗。萑苻(huan pu):泽名,今河南中牟县西北。

【4】这四句诗与下面的六句诗,均引自《诗经·大雅·民劳》。

【5】 汔: 庶几, 希望。 小康: 比较宽裕的生活。

【6】 绥: 安定、 安抚。

【7】 从: 同“纵”。 诡随: 无是非地追随他人。

【8】 式: 语助词。

【9】 惨: 曾, 乃。 此句谓寇虐不惧法度者, 则应遏止之。

【10】 能: 柔。 迩: 近。

【11】 诗见《诗经·商颂·长发》。 竞: 强。 絿: 缓。

【12】 优优: 宽裕貌。

【13】 遒: 聚。



【赏析】

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懂得以史为鉴的道理。 所谓“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中国的历史著述一开始就承担了总结统治经验的任务。 《左传》就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力图从历史中总结统治经验的自觉性。 其中“子产论政宽猛”一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章分两部分: 前一部分写历史, 包括子产去世前数月的一次重要讲话, 包括他的继承者大叔始行宽政失败, 转而施行猛政的教训。 后一部分借孔子的话, 提出统治人民必须宽猛相济的原则, 以及孔子对子产之死的哀悼。

文章从子产病危时的一次谈话写起。 子产自知病重, 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统治经验中的精华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一交待。 这种经验的精华就是所谓“宽”和“猛”的关系。 子产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两条: 行宽政而能使人民服从统治,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做到。 一般的人不如行猛政。 子产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行猛政的必要: 火性猛烈,人们见了就怕; 水性柔和, 人民不怕。 可是, 被火烧死的人很少, 被水淹死的人却很多。 即是说, 严刑峻法, 百姓有所畏惧, 则犯法的人反而少。宽纵怠法, 则百姓无所畏惧, 犯法的就多。 子产的讲话, 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宽猛相济的原则, 而是谈了一些他执政多年的体会, 他的体会简洁地说, 就是行宽政很难, 不如行猛政。 子产生于乱世, 他之主张猛政, 自有其时代的原因。

文章接着又用大叔执政先宽后猛的不同效果, 来说明宽政的弊端与猛政的效果。 宽政施行的时候, 盗贼四起,“大叔悔之”。 改施猛政后,“盗少止”, 简直是立竿见影。

无论是子产的心得, 还是大叔的政治实践, 都说明施行猛政的必要,都没有明确提出宽猛相济的主张。 子产说的“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 只是一句泛泛的话, 是一种理想状态。 事实上从未实现过, 因为统治者从未用单纯的仁政维持住有效的统治。当然,严刑峻法,也会造成官逼民反的效果。有趣的是,作者接着引用孔子的话,纠正了上文偏向于猛的倾向,鲜明地提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政治主张。这是什么原因呢?所谓“宽”,就是刑法宽松,强调道德教化。所谓“严”,就是刑法严密,违法必惩。子产与大叔之所以最后都倾向于“猛”,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一个兼并的时代,道德说教不解决问题,而是依靠军事经济实力、外交手腕,政治计谋解决问题。所以,必须施行猛政。因此,鼓吹仁义、鼓吹仁政的孔子、孟子不受欢迎。宋襄公式的仁义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到了战国时代,争夺更加激烈,各国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猛”的政策更加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可是,从长远来说,孔子提出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政治主张更加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治世总比乱世长,分裂的时期总比统一的时期短,宽猛相济的政策更为全面有效。孔子把这个道理阐发得十分透彻:“施政太宽百姓就会轻慢,轻慢就用猛来纠正。施政太猛百姓就要受摧残,受了摧残就施以宽政。以宽调济猛,以猛调济宽,政治因此平和。”孔子讲的是统治术。他的立场是统治者的立场。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

文章的结尾写了孔子对子产的赞誉和哀悼。

这篇文章的写法很值得注意。写子产,只写他去世前关于宽猛关系的一次谈话,写大叔,只写他始行宽政,后来改行猛政的不同效果。接着是孔子的话,也都谈宽猛问题。这样,文章的中心很突出,写讲话,写史实,发议论,都围绕着宽猛关系来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次是史实与作者的观点有一定距离时,用孔子的权威来纠正可能产生的误解。子产的话、大叔的后悔可能使读者产生宽不如猛的误会。文章用孔子的话提出宽猛相济的观点,纠正了特定时代对宽猛关系的理解的偏颇。这种尺度的把握体现了作者的倾向性。

从子产到孔子关于宽猛关系的政治主张对后世的统治者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例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主宽,雍正朝则严猛,乾隆朝则外宽内猛。乾隆上台伊始,就明确地提出:(圣祖)“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多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乾隆尊崇他的祖父,倡导宽和,反对父亲严猛峻急的作风。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他希望“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以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乾隆的统治实际上并不宽和。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案件,比康、雍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深文周纳,滥杀无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见,宽政、猛政的选择,不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要维持一个极权的统治, 必须同时采用宽、 猛两套政策, 外儒内法, 软硬兼施, 方能奏效。 这就是孔子宽猛相济的主张一直得到统治者拥护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