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居庸叠翠》

  居庸天险刊峰连,万里金汤固九边。

雄峻莫夸三峡险,崎岖疑是五丁穿

岚拖千岭浮佳气,日上群峰吐紫烟

盛世只今无战伐,投戈戍卒艺山田。

[注释]

①五丁:五个力士。秦怠王伐蜀而不得道路,于是造了五只石牛,把金放在石牛尾下, 扬言石牛能金。 蜀王信以为真, 派五丁把石牛拉回国,开辟了道路。一说为蜀王派五丁迎五女。

②紫烟: 即紫气、紫云、禅瑞的云气。《南史·宋文帝纪》,少帝景平二年,江陵城上有紫云,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

[赏析]

居庸是北京的天然门户,尤其是当北京成了帝王之都后,它的地位就更显重要。原始战争对地利的依赖,显示了它的实用价值,而在和平时期,它又成了人们的鉴赏对象。这种由功利到审美的倾斜,内在的感情演绎,很值得人们去寻觅。

应该说,“居庸叠翠”成为燕的八景之 一,并不始于清,元代陈孚就作过同题的一首:

断崖万仞如削铁,鸟飞不渡苔石裂。

嵯岈枯木无碧柯,六月不阴飘急雪。

塞沙茫茫出关道,骆驼夜吼黄云老。

征鸿一声起长空,风吹草低山月小。

这首诗,虽也是写“叠翠”,但基本没有翠的意味。作者着意的,是山的雄奇高险,环境的荒凉,气候的恶劣,那种特有的地方特色·“沙茫茫”,“骆驼夜吼”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在此守卫的士兵的生活,能不苍凉悲壮吗?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时代的烙印在诗中留下的影子,写北方关山的传统题材而形成的习惯调子。

但时代在变,作者在变,传统的题材虽然还继续保持它的惯性,而新的东西却也在悄然而生。

比较一下两首诗的首联,我们就可明显体会出它们的不同,陈孚的诗突兀而起,精警峭拨,是特写镜头,而乾隆的诗则是泛写,平淡得多,陈诗的形象有 一种高大峻伟的特性,在人的面前,它展露着不可征服的崇高,人的作用在这里是无能的、渺小的。乾隆的诗虽也有客观的陈述,若 “列峰连”、“固九边”之类,但在里边所灌注的生命之气力,则并不强大,只是对其历史的一种追记。

颔联在首联的泛写之后,应该由大背景转到小背景,由写意而转到工笔,可作者并未这样做,只用了两个简单的对比,来写 “险” 与“奇”,通过比较的对象而反观自身,本体特征并未写出,“险”“奇”只得悬空,由于采用了三峡、五丁的故典,更多的是概念化的东西,既没有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生机,也没有 “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悲壮。只截取了它们的最后结果,而那种惊心动魄的过程却被无情地抛弃了。

有意思的是,在颔联的泛写之后,颈联又是泛写,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的真正写作意图,他并不着意去写自然的巨大力量对人产生的压抑,恰恰相反,他只是为某种现成的东西,寻找先验性的证据,在 “佳气”、“紫烟”这些祥云瑞气的后边,一方面当然显示着和平之氛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龙气,地气的自然蒸发,此所谓旺相,让人疑为仙境,以前是人为山作铺垫,至此则是山为人所驱役,由此自可看出山的功能性变化和人的职能性提高。

最后一联,作者豪情一抒,肝胆尽剖,点明了歌德的精神实质。作为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雍乾阶段,社会确实是不断上升的,能为几千年痛苦的征伐划一句号,也自有皇恩浩荡的功劳,像李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的现象没有了,历史渡过了那动荡的年代,走上了和平建设的轨道,因而帝王的气魄也要宏阔得多,平静得多,那种颐指气使,指点江山的风范,显示着他的胸襟气度。同时,也少了普通人的激情,消失了庶民的怨怒,摄人心魄的冲突张力也减弱了许多。只显得四平八稳,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