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禹偁文《唐河店妪传》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为名。平时虏至店饮食游息，不以为怪。兵兴已来，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端拱中，有妪独止店上。会一虏至，系马于门，持弓矢坐定，呵妪汲水。妪持绠缶趋井，悬而复止。因胡语呼虏为王，且告虏曰：“绠短，不能及也。妪老力惫，王可自取之。”虏因系绠弓杪，俯而汲焉。妪自后推虏堕井，跨马诣郡，马之介甲具焉，鞍之后复悬一彘首。常山民吏观而壮之。
噫! 国之备塞，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习战斗而不畏懦矣。一妪尚尔，其人可知也。近世边郡骑兵之勇者： 在上谷曰静塞，在雄州曰骁捷，在常山曰厅子，是皆习干戈战斗而不畏懦者也。闻虏之至，或父母辔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胄而进者。顷年，胡马南下不过上谷者久之，以静塞骑兵之勇也。会边将取静塞马，分隶帐下以自卫，故上谷不守。今骁捷、厅子之号尚存，而兵不甚众，虽加召募，边人不应。何也? 盖选归上都，离失乡土故也。又月给微薄，或不能充，所赐介胄鞍马，皆脆弱羸瘠，不足御胡。其坚利壮健者，悉为上军所取。及其赴敌，则此辈身先，宜其不乐为也。诚能定其军，使有乡土之恋;厚其给，使得衣食之足;复赐以坚甲健马，则何敌不破! 如是得边兵一万，可敌客军五万矣。谋人之国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见其忠也。
故因一妪之勇，总录边事，贻于有位者云。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曾两次兴兵伐辽，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国占领的北方大片土地，但两次均告失败，唐河一带因而成为北方边防的前线。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载：“端拱元年(988)冬十月，契丹(辽)主隆绪攻涿洲，城破，遂进攻长城。士卒溃围南走，隆绪邀击之，杀获略尽。十一月，契丹攻满城、祁州及新乐，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可见当时唐河南北经常遭受辽军的侵凌蹂躏。在此形势下，北宋朝廷重臣多畏敌如虎，纷纷向太宗上疏，主张“屈己”求和;官居右正言的王禹偁则于端拱二年献《御戎十策》，力主“外任其人而内修其德”，充分准备，俟机再战，并建议太宗“下诏感励边人，使知取燕蓟旧疆，非贪其土地”。这篇《唐河店妪传》约作于端拱二年或淳化初年(989年左右)，它通过记述唐河店一位老大娘巧计杀敌的故事以及由此故事引发的议论，热烈歌颂了边地人民保家卫国的英勇战斗精神，反映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愤激之情。
文章的艺术特点可以从下几个方面来谈：
记事简洁生动。作者于开篇即点明唐河店的地理位置、得名由来及其所处的战争环境，吸引读者注目，接着便描写唐河店老大娘与敌兵相遇的戏剧性场面。而这一切绘声绘色的描写，作者仅用九十六字完成，我们诵读此《传》，在赞美唐河店老大娘的机智勇敢之际，能不为作者如此简洁有力、生动传神的笔墨而拍案击节呢?
议论恺切中理。文章以唐河店老大娘能够从容不迫、勇敢杀敌的事迹来比照北方边防的现状，逐步展开议论，其逻辑层次为： (1)国家的边防军应主要由边地的青壮年组成，因为他们习惯于战争环境，又有保卫家乡的决心，遇敌不惧;当敌人打来时，父母能为儿子备马，妻子能为丈夫递兵器，如遇紧急情况，他们来不及戴盔披甲也会与敌人拼力厮杀;往年易州(上谷)的静塞军、雄州的骁捷军、定州(常山)的厅子军，原来都是这种精锐善战的部队，故唐河店老大娘巧计杀敌的事例并非孤立或偶然的现象。(2)近来易州失守，易州的静塞军已不复存在，这主要是由于有些边将曾大量抽调军中的精壮士兵作为私人的亲兵，等于自毁长城。(3)如今雄州骁捷军，定州厅子军虽还存在，而已名存实亡，这是因为两军中的精壮士兵都被调作京城的禁军，朝廷对这两支军队又供给不足，但一遇到敌情，却仍然要让这两支缺乏精壮士兵、供给不足的军队去打头阵，这就难怪如今边地的青年都不再乐意应募入伍了。(4)朝廷应该恢复静塞军、稳定骁捷军和厅子军，给他们充足的供应，这样，他们一万人的兵力就足能顶内地调去的五万人的兵力。这些论述都与作者向太宗所献《御戎十策》里的论述同样切中时弊，也可以说全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因而我们今天读来，仍不难体会到它们所饱和着的巨大的说服力量。
情、事、理三者融成一体。清代文章大家张玉书在给叶燮《已畦集》所作的序文中论诗人须善于将主客观之情、事、理三者融而为一时有云：“盖诗为心声，不胶不辙，揆其指趣，约以三语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颂诗人以来，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备，而纵其气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穷物象，或笑或啼，或歌或哭，如泉流风激，如霆迅电掣，触类赋形，骋态极变。以才御气而法行乎其间，诗之能事毕矣。”诗文一道，这段话我以为很可以借用来说明王禹偁这篇《唐河店妪传》的艺术特点。从形式上看，这篇文章可分为记事与论说两大段落，但这两大段落绝非机械的组合，而是具备内在联系的有机构成。“噫! 国之备塞，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习战斗而不畏懦矣。一妪尚尔，其人可知也。”这一小节文字自然是联系两大段落的纽带，而关键却在于文章的全部论述始终都环绕着唐河店老大娘英勇杀敌的故事进行，我们从文章记事的生动、说理的剀切以至结尾对“有位者”的殷切希望，都能感到作者那“纵其气之所如”的不可抑制的愤激之情。显然，情、事、理三者的有机融合而忧国忧民的愤激之情通贯全篇，正是王禹偁这一古文名作得以永葆其艺术感染力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