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送蔡元振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曾巩《送蔡元振序》原文|注释|赏析

曾巩

古之州从事,皆自辟士,士亦择所从,故宾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从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择士,士亦不得择所从,宾主岂尽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辄去也。故守之治,从事无为,可也;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议者不原其势,以为州之政当一出于守;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噫!从事可否其州事,职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则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可乎不可也?州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责,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则举其政,其孰为立异耶?其孰为侵官耶?议者未之思也。虽然,迹其所以然,岂士之所喜然哉! 故曰,亦势然也。

今四方之从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从事,视其政之缺,不过室于叹、途于议而已,脱然莫以为己事;反是焉,则激。激亦奚以为也?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为从事乃尔,为公卿大夫士于朝,不尔者其几耶?

临川蔡君,从事于汀,始试其为政也。汀诚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诚未治也,人皆观君也。无激也,无同也,惟其义而己矣,蔡君之任也。其异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欤?其行也,来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该文是曾巩为即将去汀州赴任的蔡元振写的一篇赠序。曾巩这篇散文,是借赠序之题,侧重于对宋代吏治的种种弊端展开议论,从而提出切合时宜的救弊方法。文章穷尽事理,题小意宏。较好地体现了曾巩散文长于说理,平实蕴藉的风格。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命,上下级都没有彼此选择的自由。这种用人制度不能各因其才,故百官也无法各尽其能,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难以融洽,工作难协调。由于朝廷不明下情,不辨贤愚,“进之不循其材”(《说官》) 致使一些平庸无能者身居要职。他们既不善于治理政事,又独断专行。其僚属对于上级不得当的施政主张,有的随声附和,有的激烈反对,这样朝庭政令很难顺利贯彻。“故百官之于万务也,皆怠而忽也……而不足以致治也。” (同上) 作者针对这种腐败吏治,提出了一些补偏救弊的意见,同时勉励将要上任的蔡元振要尽职尽责,对蔡君的前程寄予厚望。

曾巩曾先后知齐,襄,洪,福等州,通判越州、颇有政绩。他谙于治国之道,在《本朝政要策》一文中,对政治,军事,财政等朝政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考察。反映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而吏治问题尤其是他注意的中心,他的很多议论文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杂论《废官》中就曾提出“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的吏治主张。友人赴外任,他总是以竭尽职守相期待。在《送江任序》 中,曾巩希望作为本地官的江任要充分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待“……所有事之宜,皆已习熟,如此故能考虑致劳职事; 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在《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中,作者也勉励李材叔在边地为宦要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致力于改变边地的落后状况。曾巩长期担任地方官吏,对为宦之道颇有见地,他能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处境,传授治政的经验。在这篇赠序里,作者针对当今官场中,上下级关系不融洽,工作不协调,“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等现状,他提出: 州从事作为知州的僚属,虽是副职,官虽小而责任重大,要积极辅佐知州分掌事务。尤其是当知州不善治理政事,不能自任其职的情况下,州从事更要勇于布政治事,发挥主动精神,不必顾虑所谓“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的指责。这是“守之不治”的情势下采取的不得已办法。对于州事不正确的施政主张持有异议,这是州从事的职责,不要苟合求同,也不必过于激烈地抨击。态度过于激烈,于事无益,只能加剧上下级的矛盾。只须在忠于职守的前提下,按适宜的标准行事。这些方法对于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弥补吏治中的缺陷都具有现实意义,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曾巩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作文“必须有所托而后能传久”,(《南齐书目录序》)强调文以载道“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同上)这篇赠序有着较浓的儒道气味,而作者将道绳之以用,就使它有了具体内容和实用性。

这篇散文、全文以议论为核心,分析辩难,曲尽事理。文章一落笔,先从古今州从事与下属官吏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作比较,这样既扣住为赴任州从事的蔡君写序的题意,又从古今两种用人制度的对比中,看出今之用人制度的缺陷,为下文提出救弊的主张作了铺垫。接着作者又将“守之治”与“守之不治”两种不同情况作对比,突出了“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的中心论点。议论文往往因过多地用以事喻理,排比博引、而给人以滞重,厚笨之感,而曾巩的议论文,不落俗套,在提出中心论点后,他没有列举事例加以论证,也不旁征博引。只是举出“议者”认为:“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的错误观点,予以辩驳。作者首先肯定了“从事可否其州事,职也,不惟其同守之同。”随后写道:“则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可乎不可也?州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责,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这两个问句的答案实际上是很明确的。问句语调温和,平淡中见透辟。紧接着“其孰为立异耶?其孰为侵官耶?”两句反问,表面上从容和缓,骨子里却毫不宽贷,驳倒了“议者”的观点。而在“议者”观点与作者的两句反问的鲜明对比中,“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的中心论点也显得更充实有力。第二段,文章将议论进一步深入。指出苟合求同,不能自任其责的现象并非个别,也不只存在于地方官僚机构,“为公卿大夫士于朝”也是“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对于吏治的弊病,他们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态度偏激,不讲究方式方法。最后一段,笔锋一转,回到了赠序的题目上。将前面的议论落到实处,勉励蔡君到汀州后,倘若“守之不治”,则要“无激、无同、惟其义而已矣”,忠于职守,要是耒日士于朝廷,亦当如此。《送蔡元振序》全篇结构周密完整,从小题发大议论,用对比的手法,两两相层、层层深入,条理清晰。分析道理、娓娓而谈,不迫不躁,文中用了很多问句和“也”字句,使文章节奏从容和缓、行文流畅自然。

曾巩的散文以说理见长,但并非毫无感情色彩,只是表达感情藏而不露。赠序终篇无一字抒情,文中将感情蕴藉在议论之中。在文章开头将“古之州从事,皆自辟土,士亦择所从,故宾主相得也“与”今之州从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择土,士亦不得择所从,宾主岂尽相得哉!”两种不同的用人制度作对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而作者对古之用人制度的向往之情已隐含其中。在论及“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这个论点时,作者议论道:“虽然,迹其所以然,岂士之所喜然哉!”从这句深有感触的喟叹,读者不难感受到曾巩对苟合求同,不负责任的在位者的强烈不满。韩愈、欧阳修所写的赠序,结尾常常流露出对别者的情谊,感情表达得外露而充沛。曾巩的这篇赠序,却将这种惜别之情潜藏在对蔡君所寄予的重望和劝勉之中,言情而不露痕迹。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以说理见专,具有平实蕴藉的文风,对程朱理学家和桐城派古文家都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散文在当时深得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推重,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黄宗羲所说:“曾巩立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行缓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