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耿百鸣
燕丹善养士， 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 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 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 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 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 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 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 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 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 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 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 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的咏史诗写得不多，但都非常出色，它们在追忆古人事迹，描述古人精神的同时，渗透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之情，抒发了诗人崇高的社会理想。这首《咏荆轲》，则是陶渊明咏史诗的杰出代表作。
宋元明清不少诗论家认为，陶渊明经历了由晋到宋的易代巨变，对宋武帝刘裕的弑夺之举很是憎恶，因寓有报仇之志，此诗对此而发，以秦王政讥刘裕。这样来理解这首诗和陶渊明的创作思想，视野未免狭隘了。尽管陶渊明有着“少时壮而厉，抚剑独行游”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不那么“静穆”的感情，但到了晚年，他毕竟是个参透世事而又淡泊自守的隐士。他虽然保持着政治理想和行为节操，但这种理想无疑有着更深广的内涵，带有更普遍的意义。就此诗而言，无疑是借咏荆轲刺秦王之事抒发其除暴安民的政治理想，以及对抗暴义士的仰慕之心。其意义自非一时一事所能局限。
全诗三十句，前四句叙燕太子丹为报秦仇，养士得荆轲。次十六句写太子丹及门人与荆轲送别的场面。后八句写入秦行刺的经过。末两句诗人深叹。其中送别是全诗的重点。燕丹，即燕太子丹。养士，指春秋战国王公贵族招养门客的风尚。报强嬴，嬴是秦王的姓，太子丹曾入秦作人质，与秦王政颇有过隙，逃回燕国。时值秦王政兼并六国之时，太子丹为抗强秦，招募壮士，借向秦国奉图献地为名，刺杀秦王政。诗从两个角度写了太子丹和荆轲的意气相投：善养士，写太子丹的高义；百夫良，则衬出荆轲的超拔不凡。开篇数句，君臣二人的政治抱负，性格角色和彼此关系已表述明确。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开始，诗渐入高潮。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条基本的价值观念，何况这种知遇又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之上，故称“知己”。因而荆轲提剑出京便是义无反顾了。这两句不仅照应了“善养士”，也照应了“报强嬴”。“素骥”指白马，或指披挂白色的马及马车。此句暗与史实相合，《史记·刺客列传》写送别时道：“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诗人以点代面，写出了送行的悲壮慷慨的气氛。默默之际，唯有广野马鸣，平添了几分苍凉。继上四句叙述了出京、送别之后，诗人情中有驰，插入了二句情景描写：“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诗人以遒劲的语言渲染了荆轲的英雄气概，“雄”、“猛”之不足，再动以“指”、“冲”，活活表现出了荆轲豪气干霄的雄姿。重笔烘托出了壮士出京、送别时的精神风貌。“饮饯易水上”四句写饮饯悲歌的情形，又转入了叙述。“列群英”与“百夫良”笔法相同，以群英荟萃衬出荆轲一星独灿。高渐离，燕人，与荆轲交厚，善击筑(一种古代弦乐器)。《史记》本传载：“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这四句基本上描述这段史实，只是将唱歌者换成了燕国勇士宋意。慷慨赴难，本是荆轲的悲事，然将悲歌改成从送者口中唱出，这种悲哀乃有了更普遍的意义。为拯救天下，保国安民，满怀正气而又心知一去不返，这种悲哀当然不只属荆轲一人，也不属于燕国一国，它属于整个时代，整个历史。“萧萧哀风逝”六句，又是大段的穿插，用情景描写来强化悲壮的气氛。这六句基本上是《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发挥，比质朴的古辞描绘得更细腻，更富有悲凉惨淡的韵味。诗到此处，读者心头不仅充满着对英雄的崇敬，同时也不可抗拒地被诗人带入了易水河边那个凄厉悲壮的世界，为之动容，为之悄然而涕下。
“登车”八句，叙入秦献图刺嬴事，笔力矫健，叙述简练。诗人意在阐发荆轲除暴安良的抱负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非为记颂史实而来，故这段描述毫无赘笔，节奏特快。上句“登车”，下句已“入秦庭”；“越万里”、“过千城”均一行带过，献图刺嬴也只有五个字。这里，诗人专门用一句诗来形容秦王的“怔营”状态，用两句诗来叹惜荆轲的失利，这是两层补充含义。首先，荆轲事败身死，令万世之人遗憾，诗人拈出秦王政“怔营”的状态，无疑出于一种深深的共鸣而求取一丝安慰，毕竟将秦始皇这样一位豪主吓得目瞪口呆了!它本身就能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快意。其次，诗人以“剑术疏”为功败垂成的原因，一是进一步突出了荆轲的侠气，虽然剑术不精亦敢担此大任，二是认为太子丹的计划并无大错，这桩奇功本来是可以建成的。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二句，平淡自然，余情深婉，典型陶渊明的风格。荆轲行事，败于一时，而侠肠忠胆，却垂名千载，这是一层广义的理解。今时乱世，安得英雄拯生民，制暴虐，以解天下于倒悬，这是一层狭义的理解。
这首诗最成功的地方，便是完美地塑造了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诗中没有正面写主人公的抱负和理想，也没有语言对白，但作品通过人物关系、场景渲染和主人公的行为、外形等方面的描写，不仅写出了荆轲诛暴扶善的正义感和见义勇为、不避身死的侠义精神，同时也写出荆轲的豪迈气概和深沉性格。“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的处世准则和行事的果敢决断，“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写出了荆轲的豪情激荡和气概不凡，“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更是出色地表现了荆轲临行的复杂心理，流涕不是伤心，心惊不是害怕，而是面对崇高的事业在体验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极为深沉的心态。至如以“百夫良”、“群英”等衬托荆轲的杰出，以易水送客的悲情衬写荆轲的高义，尤其是围绕荆轲献身精神而设置的一系列场景渲染，也都为人物形象的完善起到了衬托作用。
全诗从字面上看，是集中描写了荆轲刺秦王的前后经过，其叙述、议论和场景描写都围绕这一中心而发，纯属咏史之篇。但就诗中的贬褒激越之情而言，显然与诗人所处的激烈动荡的社会背景和他除暴安良的政治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清人陶澍《靖节先生集》注说得好：“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记者。”只不过陶渊明更擅长于以平淡自然之语言不露声色地表述自己的情志。即便如此，诗人情到悲处，还是忍不住地露出了一点本相，恰如朱熹所言：“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毫不夸张地说，陶渊明是一位怀着侠士胆的隐七，或是一位过着隐居生活的侠士。无此等胆识，绝无此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