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钟》的主要内容,《警世钟》导读
《警世钟》是20世纪初年与 《猛回头》齐名的著名爱国主义宣传著作。陈天华著。1903年继 《猛回头》之后出版于日本东京。有1903年初版本和1904年增补本两种。通行本系根据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所收文字排印，经考订，属初版本。后全文收入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陈天华集》中。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刘晴波、彭国兴编校的《陈天华集》第2版，又将《警世钟》再版本增补内容，标明注出，可作对比阅读，为当前较完整版本。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星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母早亡，父为乡村塾师，家境清寒，十五岁始入蒙塾。后经人资助入新化资江书院、新化实学堂及长沙岳麓书院就读。1903年以官费东渡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即积极参加东京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活动，并于这年秋天写下了《警世钟》。
《警世钟》开头即以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诗句向同胞宣传中国已面临灭亡的局势，中国人民“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暗牢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
陈天华指出造成这种亡国灭种局面的主观原因，在于清朝政府和顽固党“不于变法”和“遇事阻挠，以私害公”。他抨击清政府直到辛丑条约以后，才被迫“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实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
他接着指出中国眼前已遇到了真实的被瓜分的形势，但痛心于有些中国人“倒帮着外国人杀中国人，全不要外国费力”。他更耻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沦落，“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甚至做了帝国主义的“牛马还不算，还要灭种，连牛马都做不着”。
陈天华并没有完全陷入悲痛而气馁。为了避免被瓜分的命运，追求近代民族独立的精神，他以豪迈勇敢的气概号召人们：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语句沉痛，无愧处于当时反侵略前列的气度!
《警世钟》的后半部分系为了 “救我中国”这一目的，提出了 “十个须知”和 “十条奉劝”，作为具体的爱国步骤。
“十个须知”强调瓜分之祸是 “亡国”“灭种”，侵略的各国仍然支持清政府压制人民; 指出救亡的紧迫性，“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要求认明 “种族”和 “国家”“人人有份”; “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要求若拒外人“要先学外人的长处”，首先学习其 “爱国、有公德、不做外种的奴隶”的精神，还要去掉我们民族自己的短处，要“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这些都强调了民族独立、爱国和为之牺牲的精神。
十条“奉劝”是向全国各阶层的人们进行号召。奉劝做官、当兵的人，要 “尽忠报国”;贵族要 “毁家纾难”;读书士子，要 “会说”“会行”，富的 “舍钱”，穷的 “舍命”; 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都要爱国; 会党要“文明排外”，教民要“爱国为主”，妇女“也要想救国”。
在爱国的前提下，各阶层一致对外以救亡，这是陈天华敲响警世之钟声的主要内容。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呼喊。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当时的幼稚和弱点：有强烈的反侵略要求，但缺乏明确的途径;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和主张反满，但尚未能达到以革命推翻专制制度的认识。虽然如此，在当时革命宣传中影响很大，为辛亥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读物之一。
参考文献
- 1.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版, 1982。
- 2. 陈匡时: 《 〈猛回头〉 和 〈警世钟〉 的写作年代》,1963年4月25日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