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的主要内容,《古文辞类纂》导读

《古文辞类纂》74卷，清姚鼐编，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庆时康绍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评语及圈点。道光时吴启昌重刻姚氏晚年定本，删去圈点。光绪时李承渊重刻本，又恢复圈点。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广益书局刊行徐斯异、阚家祺、郑家祚、胡惠生等人编撰的《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广泛搜集古代及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对入选文章的圈点和评语，有总批、眉批，并加简注。世界书局1935年重印徐刻本，有简注和诸家集评，每文题下加有单圈双圈和三 圈，读者可先阅三圈者。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此本，易于得到。

《古文辞类纂》是 一部古文总集，是反映所谓“桐城派”观点的一部选本，200年中曾广为流行，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编者姚鼐 (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学者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历山东、湖南副考官、《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退职后主讲梅花、钟山、紫阳等书院。他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所谓桐城派，是指方苞、刘大櫆至姚鼐形成的一派文统，三人都是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此派由方苞起，标举古文“义法”，其《义书货殖传后》说：“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义即 《易》之所谓 ‘言有物’也，法即 《易》之所谓 ‘言有序’ 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刘大櫆发展方苞关于“法”的理论，强调“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的“因声求气”说，探求古文的艺术性。姚鼐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 “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 “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他发展了 “神气说”，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里说的是内容和形式的主从关系，一定内容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有很大合理性。

姚鼐用桐城派“清真雅正”的选文标准衡量前人文章。不选经、子、史传之文，录自战国以下;史传中只选少数序文。在《古文辞类纂》中以所谓古文的“唐宋八大家”为主，尤其以韩愈为重，在107家700篇中占到126篇。姚氏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寻其迹也。”对于魏晋六朝人作品，基本排斥不选，仅在辞赋类中选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赋各1篇、潘岳赋3篇，在箴铭类中选张载铭1篇，在颂赞类中选袁宏赞1篇。明人仅选归有光的作品，清代则为方苞和刘大櫆的作品。对于六朝的“缘情”一派，晚明、清初的“性灵”一派，一概抹煞，充分表现了桐城派“载道翼教”文论的拘谨狭隘。

至于文体分类，姚氏之见较为合理，他说：“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于是他省并为13类：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这指的是奏议类和碑志类分为上下编。对于每一类文体，姚氏都述其源流，兼评所选之作者文字特点、渊源由来，推崇各类文中谁为最优作者。总的说来，界划分明，条理清晰，优于前此各种总集文选的分类。

由于《古文辞类纂》一书选取的战国以来，尤其是唐宋大家的名文多，又由于此书所体现的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合当时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的需要，他们强调的古文“义法”理论可以“用为制举之文(科举八股)，敷陈论策”(方苞《古文约选序例》中语)，所以出世以后风行200年。继续这种选风的，清末有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34卷，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28卷，选录清中叶以后古文。

对于桐城派及《古文辞类纂》有所不满的姚鼐之后也有其人。一为阳湖派。张惠言、李兆洛主张合骈文与散文两体之长，李兆洛编选 《骈体文钞》，标举魏晋六朝之文;恽敬主张兼学诸子百家，且评姚鼐文章“才短不敢放言高论”。一为湘乡派。曾国藩、吴汝纶除了不满姚鼐选刘大櫆文，曾氏另外撰有《经史百家杂钞》，扩大古文领域，补充《古文辞类纂》的缺陷。不过此二派并非根本与桐城派不同，只是承其源而稍异其流，成其为支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