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淮西碑》简介|介绍|概况

唐文篇名。韩愈作。唐刘禹锡《刘宾客嘉话》记载，韩碑石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罗隐作《古烈士说》，记载石孝忠为李愬前驱，见韩愈撰《平蔡碑》，“恚怒，因推去其碑”，“天子怒，诏械送阙下，孝忠顿首明愬功，请就刑，上赦之”。《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淮、蔡平，十二月，随(裴)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李商隐《读韩碑诗》云：“公退斋戒尘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语奇语重喻者少”。宋玉谠《唐语林》卷二记载：“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飱右粥，’何如我《平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柳曰：‘韩碑兼有昌字，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又卷六记载：“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针其项，又以枷击守狱者。宪宗怒，命缚来杀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毁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语，又击杀陛下狱卒，所愿于闻奏。文中美裴度不还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释缚赐酒食，敕翰林学士段文昌别撰”。王谠说：“愬妻入诉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时碑尚未立，安得推倒?”穆修说：“韩之《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篾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欤?”(《唐柳先生集后序》)石介认为平淮西之役，裴度乃“无为而任其谋者”，其功比汉之萧何;而李愬之功可比韩信、曹参。“文公岂昧此者，著辞于碑，优度功，谁曰不实也”(《书淮西碑文后》，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又云：“《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妇人而磨之焉。知《实录》不类《蔡碑》。介于此知吏部之受诬也。”(《辨谤》，同上)孔平仲说：“观《李愬传》，平蔡之功，奇伟如此。其得李祐，虽待以赤心无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倖也。而《平淮西碑》，乃抑与诸将等，欲裴度专美。儒者见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贤，不免此蔽也。”(《孔氏杂说》卷二)王安石《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将佐题名诗》云：“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苏轼《临江驿站小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赵令畤《侯鲭录》云时贬东坡，毁上清宫碑，令蔡京别撰，诗盖隐喻其事，诗为江几邻子我作，或云张文潜作。黄庭坚说：“往时柳子厚、刘禹锡讥评韩退之《平淮西碑》，当时道听途说者亦多以为然。今日观之，果何如耶?……远付百年，公论自出。”(《跋东坡水陆赞》)陈师道说：“龙图孙学士觉喜论文，谓退之《淮西碑》，叙如《书》，铭如《诗》”。“少游谓《元和圣德诗》于韩文为下，与《淮西碑》如出两手，盖其少作也”(《后山诗话》)。董逌以为“韩愈受诏为文，开凿浑元，索功玄宰，盖精金百汰，愈炼愈坚，其植根深，其藏本固，发越乎外，其华晔然，不可掩已。自汉以后，无此作也。帝子不慧，过量其夫，县娇姹之。苟以大功，尸于私室，夸耀宠灵，要求命数，惟意私之。则破其碑，以仆于道”。“文昌庸伍，安知为文。气质衰陋，无复经纬，虽组织求丽，而纲领失据。正如江左俗学，以丽偶自矜”(《广川书跋》)。清姚范说：“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二年而始平，铭及之。其间‘命将出师’，‘攻城降卒’，俱非一时事，亦非尽命裴度后事也，而序皆类之若一时事者。盖序所以耸唐宪宗奋战耆功，申命伐叛之威，裴度以宰相宣慰，君臣协谋，亦应特书，著度之勋而主威盖隆。此《江汉》、《常武》之义也。于以见保大定功，绥驭震叠之谟。若详著入蔡擒一叛臣，其于推崇唐宗威德替矣!此公表所云‘《诗》、《书》之文，各有品章条贯’者也。而宋子京乃云‘公以元济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诸将不敢首鼠，卒禽之，多归度功’，此与义山诗见处同耳，未达撰次之旨也。但序事其实，王介甫有类俳之讥，或以是与?或云铭词当出于序之外，补序所不及，仅以避重义复说者，其亦未达《诗》、《书》之殊轨，文质之异用矣。”(《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二)钱大昕说：“韩退之《平淮西碑》文，工则工矣，绳以史法，殊未尽善。如光颜、重胤除授于元和九年，公武、文通于十年，愬于十一年，并不同时，碑但云曰某曰某，而总之云各以其兵进战，文虽简而事未核也。又碑云：颜、胤皆加司空，不书核校，何以别于正授之司空?云道古进大夫，不书御史，何以别于散官之大夫?光颜、重胤、公武皆二名，篇中两称颜、胤、武，一称颜、胤，非史法也。书裴度为丞相，则唐时无丞相之名。云庚申予其临门送女，有日而无年月，此学《尚书》而失之者也。且淮西之役，裴相虽以身任之，然所责功者，仅光颜一格，其胜负正未可知也。唐邓随之师，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愬，不逾年而成入蔡之功，视光颜等合攻三年，才克一、二县者，仇劣悬殊矣。退之叙其功，但与诸将伍，得毋以雪夜之袭，不由裴相所遣，有意抑之邪?”(《潜研堂文集》卷十三)近人高步瀛认为刘禹锡“流汗成泥”云云“涉怪”，姚范“文质之异用”说“可释读者之惑”。钱大昕“所举中间数事，皆属小节，惟首尾两事，关系较巨，亦读韩文者通有之疑问，得大姚此说，可以释然。且此碑叙入蔡，并未没愬之功，安得谓有意抑之邪?惟于介甫所谓类俳者，恐亦误解其意。……案‘镂玉牒’、‘编诗书’，皆见退之《潮州上表》，与此碑无涉，盖介甫于淮西之功未甚满意，谓如退之所言，竟以此封禅告功，虽有退之之文，恐亦类俳耳。非谓此碑序其不实，讥其类俳也。”(《唐宋文举要》)。今人陈幼石说：苏轼诗“指出了韩愈《平淮西碑》作为文学作品而具有的文采光华，而学者和历史家们则指出韩愈记述史实方面的舛错。但是很少有人试图找出两者之间可能的联系。说韩愈有意歪曲历史以邀裴度之宠，或是说他作此文以炫耀本人才华，都是错误的。在史实与文采不相称这一事实背后可能另有隐衷。”“能揭示这个隐衷的只有韩愈所作的另一文，即《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韩愈在这里引用了《书经》中的《尧典》、《舜典》、《盘庚》，各种诰书以及《诗经》中的《玄鸟》、 《清庙》诸颂”。“就文学而言，它们显示了韩愈文学灵感的来源及《平淮西碑》在风格辞藻上所极力效仿的模式的源流。就思想而言，它们是理解韩文内在结构的关键。按照汉代碑铭大师蔡邕的话说，就是‘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动，大夫称伐’。鉴于韩愈恪守儒家风范而有时竟一反时尚文风，他很可能已经在《平淮西碑》中应用了儒家碑铭的标准结构方式。果然如此，那么《平淮西碑》中记史失实便成为一种颇具深意的范例了。以春秋关于‘碑铭’的论点来看，韩愈对唐朝天子圣德的强调(尤其是在首句和末句中)，对宪宗正确而及时的军令的强调(“令德”)，都与儒家‘碑铭’说的首要条件相吻合，即必须突出表现 ‘天子令德’。同样地，他把功绩归于裴度也并非有意歪曲史实，而是坚持了同一传统，即记载‘诸侯言时计功’。裴度在这个意义上就相当于古代‘诸侯’，而至于李愬则相当于古时‘大夫’，是以他的实际‘称伐’活动而见诸于《平淮西碑》”。“就是这样一个动机在风格上及思想上把该文中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史实和文学效果两者联系在一起。不论是违背史实还是刻意用典，都不能被孤立起来看作是独立的主旨。它们与韩愈的古文理想密切相关，表现了他为在当时的文坛上复兴古代散文传统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论李商隐在写《读韩碑诗》时是否意识到韩愈‘辞事相称’的出发点，他的诗句至今仍是对韩愈《平淮西碑》的成就及其意义最中肯的评价”(《韩柳欧苏古文论》)。刘耕路说：“《平淮西碑》是承皇帝之命写的纪功的文字，风格雍容典雅，‘序’的部分摹拟《尚书》的语调，‘铭’的部分采用《诗经》的风格，有条不紊地写了平定淮西的全过程，表现了韩愈雄厚的才力。因是歌功颂德的文字，所以比起作者其它文章，就显得呆滞而少生气。”(《韩愈及其作品》)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李商隐诗选》云：“由于对裴度、李愬二人在平蔡战役中谁居首功有不同看法，因而对韩碑历来有不同的评价。李愬是具有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的优秀将领，在这次战役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功绩无疑应充分肯定。但总的来看，裴度之功属于战略决策性质，李愬之功属于战术执行性质。韩碑突出叙述裴度的决策统帅之功，正是有见于此。这对提高朝廷威望，进一步开展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是有利的”。王汝弼、聂石樵笺注《玉溪生诗醇》认为“韩愈《平淮西碑》颂扬了这两位圣君贤相(宪宗与裴度)削平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表彰了李愬‘夜半入蔡，取吴元济以献’的智勇精神。记事分主次，论功分甲乙，‘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进学解》)，韩愈的《平淮西碑》，价值在这里。李愬是名将李晟之子，他在削平淮西叛乱中，卓立战功，是当时诸将里最杰出的一个。但他矜功自伐，又自恃是唐安公主的驸马，因而重蹈廉颇与蔺相如争功的覆辙，上诉皇帝，诏令磨平《韩碑》，命段文昌重新撰写”。本文无论在思想观点和写作手法上都很有争议，众说纷纭，毁誉参半。平心而论，韩愈受命作《平淮西碑》;为树立朝廷威信，表彰有功将相，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应充分肯定其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立场。写作上一些具体细节不无可议，但总的看，气魄宏传，辞严义密，酣恣有劲，笔力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