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看中外文化的交融
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由于她具有开放的特色，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创造，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和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文化发展；南亚的佛教，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汉唐灿烂文明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华文化的远播，也影响了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民间的海外交往并没有止步。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民间通过海上丝路的中外交通日益发达。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泛舟海上，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侨的祖先。他们在维护和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为远播中华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西汉末东汉初，中国思想史文化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外来文化佛教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宗派很多，但所有宗派都有一个基本概念“缘”。“缘”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互为条件，形成了世界上的各种现象。人死后到另外一个世界，跟今世有联系，也就是缘起。佛教轮回说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创立的。
中国儒学中原本没有这样的内容。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要探讨人类社会的种种大问题。由于佛教传入，在儒、佛既对立又融合的基础上，使儒学本身在形而上和心性说方面有了新的创造，与此同时，佛教中国化也在中国历史的隧道中行进着。在两宋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将佛性移植于人性，不但要求辨明人性与物性的异同，而且对人性的研究超出了善恶对立范畴，引导至人性怎样才能“灭染成净”；在这个大题目中既显示儒、佛交融，又反映出儒学人性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融合，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这正如南宋时大思想家朱熹在一首诗里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