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家·司马光
北宋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 人。出生在显宦世家，据说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裔孙。司马光少年老成，七岁时听人讲 《春秋左传》，就非常入迷，回家后还能复述其大义。“司马光砸缸” 这个后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真实故事，在当时就被人绘成了图画。二十岁时中进士，在仁宗、英宗两朝以敢于直言著名，累官至知谏院，兼史馆修撰。司马光年轻时就有编撰一部简明通史的念头，四十五岁时开始动手，到全书修成时，年已六十有五。这部给司马光带来不朽声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集中体现了传统史学的基本观念，即将历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故其主要线索是自战国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这当然是 “古为今用”，甚至可以说是 “遵命史学” 或 “御用史学”。但是，司马光既不是以历史来牵强附会现实政治，也不是以历史来图解或阐释 “圣旨”，而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再现古代中国的政治风云，去揭示历代王朝的兴亡之谜，从而使 《资治通鉴》 这部“政治工具”式的编年通史，即使在最挑剔的考据学家看来，也无懈可击。据说，司马光编撰 《资治通鉴》 留下的草稿，竟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同时也是政坛名流，素以稳健著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保守”。现代中国人多将“保守” 当作贬词，于是认为司马光是思想僵化的 “老顽固”。其实不然。谙熟历史的司马光对当朝政治包括王安石变法，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在新法推行之初，他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并预言后果将会如何，后来大都得到事实证明。宋神宗曾请他出任枢密副使，他提出的条件是停止新法，否则不敢受命。这种先见之明与独立精神，在当时就被人叹为 “真宰相”。王安石当政期间，司马光退居洛阳，全力编撰《资治通鉴》，但其人其事已经广为民间所知，人称 “司马相公”。神宗驾崩，司马光赶赴汴京参加丧礼，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说： “这就是司马相公!” 所到之处，百姓夹道聚观，请求他不要再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宋哲宗即位，两宫太后当政，司马光被拜为宰相，迅速废止了全部新法，受到朝野普遍的拥护。司马光为人严谨，进退有节，颇有大家风度; 生活俭朴，在洛阳居住的房屋，仅避风雨。自从出任宰相后，日理万机，不舍昼夜。他身体虚弱，有人劝他说： “诸葛孔明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因此得疾。公应该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 “死生，命也。” 直到弥留之际，他已神智不清，但说的还是朝廷天下事。司马光死后，汴京罢市，举行吊唁。民间有画工将其遗像刻印出售，非常畅销，许多人家中都挂有一幅。司马光所以受到百姓如此爱戴，并不是因为他编撰了 《资治通鉴》，而是因为他的人格。司马光曾说： “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 宋徽宗时，蔡京擅政，新党复辟，将反对新法的大臣一一开具其名，名曰 “奸党碑”，下令全国都要刻石立碑。长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匠，被请去刻碑，当他听说 “奸党碑” 中有司马光时，便说： “我是一个愚民，固然不知立碑的意义; 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而且要我刻在石碑上，我于心不忍。”官府要加罪他，他流着泪哀求说：“此事我不敢推辞，但我请求不要在碑上镌上刻工的名字，我怕的是得罪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