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小说·小说家的主体意识
清代以前小说家的身份，尤其是通俗小说家的身份或者不为人重视，只以“书会才人”之类的共名流传;或者以“兰陵笑笑生”之类的别号遮遮掩掩，即便我们知道罗贯中、施耐庵的名字，对他们的生平和创作小说的过程，也基本上属于无知。清代则不然，李渔、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李汝珍等一大批有名有姓的小说家开始亮相于文坛。这虽然并不意味着小说文化地位的根本提高，但是却显示了小说家主体意识已经从说书人身份中进一步蜕化，而文人意识的加强，也从根本上改变着小说创作的思维水平。同时，小说创作素材与小说家的生平经历和情感世界前所未有的联系，也必然促使小说创作向题材内涵的深度拓展。
由于中国小说地位低下，而大多数小说家在科举道路上又不得志，因此，他们在创作中往往表现出一种寒儒本色与才子心态混合的心理①。这一点在清代小说中有更为鲜明的体现。例如大量才子佳人小说就反映了怀才不遇的文人对理想的憧憬。正如天花藏主人在《四才子书(即平山冷燕)序》中所说的：
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石，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才子佳人小说对才子之“才”极尽赞美之能事，它不但为他们赢得了佳人的芳心，也为他们带来了锦绣前程。
如果与所谓“市人小说”或那些鲁迅所说的“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相比②，文人小说家独立创作小说成为普遍现象以后，他们对通俗小说的改造，无论从小说外部形态上看还是从内在品质上看，都是极为明显的。例如，通俗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从本质上说与市民的娱乐需求是分不开的。对清代小说家来说，娱乐则不仅是小说取悦听众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他们自我遣兴逞才的方式。说到底，他们从事小说创作是在失去了诗文的经典写作和淡化了历史的意识后的一种良心游戏。而对市民生活的陌生，也使他们更多地依托内心深处的创作冲动，在精神领域展开幻想的翅膀，作轻松自在的游历和探险。李渔小说虚化现实，消弭冲突，致力于创造一种欢畅风趣的轻喜剧气氛，就是这种新的娱乐风格的典型体现。
众所周知，在明清小说中，劝惩功能被强调得十分突出，因果报应成为不少小说情节的基本线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体察，就会发现这当中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明代一些宣扬因果报应之作往往着意渲染报应的惨烈，即使是在那些优秀的写实之作中，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也成为作者设计情节的一个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如《古今小说》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曲尽人情，达到了古代小说中对人性描写的最高水平。但作者最后还是让偷情者陈商客死他乡，陈妻也成了蒋兴哥之正妻。至于为非作歹者在小说中所受到的报应更是严厉。这种描写从总体上说，反映了民间是非判然的感情倾向。所以，在清代小说家中，更接近民间立场的蒲松龄也习惯于在他的小说中将报应提到最高的程度。在他的笔下恶人变为畜生的描写时常可见。在一篇题为《果报》的作品中，他描写一个侵吞他人财产的人暴病若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掷地，以致剖腹流肠而死，表现了令人生畏的因果报应。不过，蒲松龄对“善有善报”的理解稍有不同，他显然不欣赏前人小说中近乎老套的高官厚禄、子孙满堂之类描写，经常为小说留下一个忧伤的结尾，或出以平淡，让他笔下的好人义士在历经磨难后，享受一种宁静而美好的生活。如《胭脂》中，青年鄂生因与胭脂相悦，被诬杀人，吃尽苦头，后来真凶落网，作者写道：
自吴公鞫后，女(即胭脂)始知鄂生冤。 堂下相遇，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恐娶之为人姗笑，日夜萦回，无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宰为之委禽，送鼓吹焉。
苦尽甘来，没有喜气洋洋的场面，平淡之中，表现出意味深长的抚慰。这种描写多少又流露出蒲松龄作为一个文人小说家的本性。
而与蒲松龄不同的是，清代还有不少小说家似乎显得比以前的小说家来得更宽厚些。在他们的作品中，“善有善报”依然是天遂人愿的轻松，但“恶有恶报”却大打了折扣。《人中画》中有一篇《狭路逢》，描写了一个叫傅星的人，忘恩负义，将别人的钱财拐走。如果在以前的小说中，这种“负心”之辈一定没有好下场。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却从不同角度为其行为开脱，并让他最后与受害者共享皆大欢喜的结局。在李渔的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造成谭、刘相爱而不能成亲的原因之一是某富翁对刘的觊觎，在与明代“三言”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角色相似的孙富最后被冤魂拖入水中，受到了严惩的;而历经磨难的主人公却表现得相当大度，谭楚玉并不责怪此富翁的横刀夺爱，反而说：“若非此公一激之力，不但姻缘不能成就，连小弟此时还依旧是个梨园，岂能飞黄腾达到此?此公非小弟之仇人，乃小弟之恩人也，何报之有? ”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表明这样的描写并不是偶然的，它其实反映了文人对待社会现象的一种更为宽容的看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小说中，打下了小说家个人的精神烙印。无论在文体，还是在内容上，清代小说家都有意识地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例如李渔自称“性不喜雷同，好为矫异”(《闲情偶寄》卷四)，力求“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书》，《一家言》卷三)，所以，他的小说在体制与命意上，都刻意追求新奇。《无声戏》中《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的开篇即打破话本头回与正话的传统模式，给人“文法一新”的感觉。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中，李渔更是喜作翻案文章，或写清官之误甚于贪官，或将同性恋视为三纲的异常方式等等，处处显示出他那种和而不同的机巧。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力图“解豁三千年之惑”，更是充满了翻案文章。作者对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故事作了新的诠释，在翻案中表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独到认识。如伯夷、叔齐是历史上著名的节义之士，两人是商朝孤竹君之子，周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退隐首阳山，采薇蕨而食，后双双饿死山中。但在本书《首阳山叔齐变节》一篇中，作者却将叔齐的形象彻底改塑，描写叔齐在与伯夷逃入山中后，耐不住饥饿，改变初衷，而在他下山投顺周朝的路上，更见到行人络绎不绝，都是赶往西京朝见新天子的。很显然，作者是借旧事寓新意，表现出对明清易代时言行不一、失节仕清者的讥讽①。其他如《介子推火封妒妇》《范少伯水葬西施》等，也都谈古论今，在对历史人物的全新诠释中，探讨人物可能被历史粉饰或遮蔽的真实心理。
不但如此，清代小说家还在一些小说中，有意识地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旨趣，更有的隐约表现了小说家的自我形象。即使是在《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比以前同类小说鲜明的作者心理。在蒲松龄的心中，科场上的失意是他难以排遣的痛苦。从19岁初应童子试起，直到71岁高龄，才援例出贡，在很多诗文中，他都抒发了“落拓名场五十秋”的羞辱与悲愤。而小说更成了寄寓这种情感的形象载体。在《叶生》中，蒲松龄满怀沉痛地描写了一个死不甘心的士子，终于借鬼魂扬眉吐气。小说结尾，作者表示他对这个“魂从知己”的故事坚信不疑，并感叹说：
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 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 噫!
如果没有长期的生活体验，作者是不可能有如此悲凉的议论的。所以，清代冯镇峦在对本篇的评语中，极有见地地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
而在一些通俗小说中，作者的思想旨趣乃至自我形象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李渔的《十二楼》之《闻过楼》，开篇的入话就引用了自己的诗十余首，还记述了写作的情感动机。这些诗又见于他的诗文集《一家言》中，并非专为小说杜撰。像这样将自己的诗文作品融入小说的叙述体制中，在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的。不但如此，在一些作品的情节中及人物身上，李渔还加进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寄寓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李渔素喜置造园亭，迫于生计，却不得不将惨淡经营的园林转卖他人。在《十二楼》之《三与楼》中，开篇就引用了见于自己诗文集的《卖楼》《卖楼徙居旧宅》诗，并说“这首绝句与这首律诗，乃明朝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卖楼是桩苦事，正该嗟叹不已”。正因为李渔经历过卖楼的辛酸，所以在小说中他才以极大的同情表现了那个“高人”虞素臣的可贵品质和他造楼之雅与卖楼之苦。前人说“文中虞素臣，即是笠翁自寓”①，并非凿空之论。
吴敬梓的生平与思想对《儒林外史》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朋友程晋芳在提到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时，有这样的感叹：“《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勉行堂诗集》卷二《春帆集·怀人诗》)在他看来，有着过人才识的吴敬梓应该有比小说更重要的著述传世。但是，这种传统的文人理想，至少并不比小说更吸引吴敬梓。他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创作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小说中，主要的正面人物之一杜少卿鄙薄功名的言行就与吴敬梓的思想旨趣息息相通。而在一些基本情节上，杜少卿与吴敬梓之间也多有关合。吴敬梓袭父祖业有金二万余，但素不习治生，性复豪爽，遇贫即施，不择其人，以致家道衰落。杜少卿也是如此;吴敬梓33岁移居南京，买宅秦淮河畔。杜少卿也从家乡迁往南京，住在秦淮河傍;1736年，吴敬梓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其中虽有身体不适的客观原因，但从他的内心来说，也有辞征辟的思想根源。他在诗文中就对一些亲友应鸿博试寄寓了微讽与悲悯。同时，他连诸生籍也放弃了。而杜少卿则装病辞征辟，并抛弃秀才籍;吴敬梓积极赞助在南京修复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杜少卿也热心支持在南京建泰伯祠①。所以，清人金和即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正是由于吴敬梓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感情，使《儒林外史》表现出更为平实的叙事风格与更有深度的讽刺描写。他所肯定的正是他一生向往的，他所否定的正是他在复杂的阅历中所蔑视的。生活化、思想化代替戏剧化、情节化，成为他创作的主线。
《红楼梦》 的创作与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有着更突出的联系。虽然“新红学”一度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过于拘泥，但《红楼梦》与曹雪芹家世的深层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②。在小说的开篇，曹雪芹写了这样一段话：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饮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在曹雪芹的时代，声明小说描写了自己的生平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尤其这种描写不是自我美化有如李渔所作的那样，则更是要有勇气的。据脂砚斋的评语与历来的考证可知，作者的这一段话并非“假语村言”，而确实是作者心迹的流露。如上所述，在小说史上，从作家个人的生平经历中取材，对清代小说家来说是具有一定的首创意义的，这对加强小说现实性的深度和作品情感的力度，也产生了相当正面的作用。而曹雪芹可能也是中国小说史上将个人情感与社会描写处理得最好的小说家。一方面，他满怀怜惜地表现了宝玉、黛玉等人珍重自我、渴望爱情的心理，对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寄予了强烈的同情;另一方面，对贾府这个他既爱又恨的大家庭，在感叹其衰落的同时，更深刻地揭示了它衰落的原因。理想与现实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作品里，没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都是作者生活过的世界里的芸芸众生。把贾宝玉当作曹雪芹，把贾府等同曹家，当然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但是，如果曹雪芹没有那种对既往刻骨铭心的追忆，《红楼梦》恐怕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的，这从大量的《红楼梦》续书中也可以得到反证，后者的失败主要并不在于艺术手法的低劣，而在于它们的作者没有曹雪芹那种感同身受、悲天悯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怀。
当然，小说家主体意识在作品中的投射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当作家沉迷于自我的精神世界时，小说的描写也很容易不恰当地膨胀以致虚狂化。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就是这样的代表。夏敬渠将自己的经历熔铸为小说情节，书中主人公名文白，乃析“夏”字为二，实即夏敬渠的自况①。此书“凡例”说得很清楚：“作是书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余回洋洋洒洒文字。”因此，书中极力美化文白，他与作者一样，虽非科甲出身，却以自己的文韬武略，平乱除奸，威服四夷，排抵邪说，承传名教，“满天下只靠着文爷一个”，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但这实际上不过是作者虚幻梦想的体现罢了。黄翰的《白鱼亭》也颇为特殊，这部很少为人提及的长篇小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作者将自己直接写进了作品中。在书中，黄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贤士，他受到书中的好官易自修的赏识，得授翰林院著作郎，后又官至护国佑军掌文院礼部大学士，济国济民，荫福妻子。同样，这也只是生平坎坷，穷愁著书的作者的白日梦而已②。无论如何，当小说成了小说家自我情感实实在在的载体时，小说从本质上就与以前主要体现单纯的消费文化与普遍的社会意识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野叟曝言》之类作品也并非没有意义。
正是由于清代小说家主体意识的加强，清代小说的研究也往往与清代小说家相联系。但是，这些相关的研究中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在于，小说家的生平与作品的实际描写是不能画等号的，基于这一点，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成为把握有关作品的关键。
注释
① 参见刘勇强《明清小说家的寒儒本色与才子心态》,载《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鲁迅是在评论《三侠五义》时提到“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参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7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① 参见刘勇强《一队夷齐下首阳》,载《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①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载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渔全集》第20卷。另外,沈新林《论李渔小说中的自我形象》(载沈氏《李渔新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也专门论述了李渔小说的自我形象问题。① 参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第11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研究,连篇累牍,新近的研究有赵润海的《〈石头记〉自传说的检讨》(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另外,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三章《红学与曹学》对有关问题作了扼要介绍,可参看。① 参见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甲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② 参见竺青《黄翰》,载《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