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先唐文学传统之生成与构建
不同时代的文学家所面对的文学传统并不一致，文学传统的选择、确认是通过影响者与接受者双向构建而共同完成的。在这个传播与接受双向活动过程中，前代之创作成就与文学经验构成了接受活动得以进行之前提，接受者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主动选择，两相结合才能顺利完成传统之构建。先唐文学历经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等几个历史阶段的长期发展，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而且在诗歌、散文以及其他文体的创作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具体创作经验，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色，确立了后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如何确认、评价先唐文学及其传统固然还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不过此处讨论的重点则是隋唐五代的文学家们如何从既往丰富的文学历史中选择和构建自身之文学传统及其社会与思想基础。
隋唐五代人之所以特别关注传统问题，其基本背景就是他们处在一个随着改朝换代而带来的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而这次历史的转折不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从东汉的覆亡历经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之天下动乱，这场改天换地的历史变迁惊心动魄，现实唤起了他们强烈的反省意识。文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一个空前的转折和剧烈的变革，必须通过对传统的回顾，更好地确认自己的身份并把握前进的方向。隋唐五代人所面对的文学传统当然不等于此前文学的自然过程，而是按照自身的观念对于历史经验进行选择而构建起来的经验模式。从唐人的议论看，先唐文学被大致划分为儒家诗学、楚骚诗学、“汉魏风骨”、齐梁诗歌及其后期宫体艳诗等几大板块，它们构成了性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几大文学传统或创作惯例。
贯穿隋唐五代时期关于文学传统理论阐述之中心线索就是儒家诗学，儒家诗学是当时一切文学讨论、评判活动的唯一标准和“权威话语”。儒家诗学是作为历代正统思想和治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儒家思想及其经学被作为历朝历代统治思想而有形或无形地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既然隋唐五代在政治上仍然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儒家诗学思想自然也为隋唐五代所继承。这一时期的儒家经学研究以及个别极端复古的学者如隋末王通倡导儒家文学传统姑且不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明确大打儒家文学思想旗号似乎是普遍习惯。如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和陈子昂，盛唐李白、杜甫。盛唐后期更是大张旗鼓，如元结以及散文领域改革家李华、独孤及梁肃、贾至等，中唐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元稹、白居易，晚唐皮日休及五代时期牛希济等。或称“文道”，或称“诗道”，或称“风”、“风雅”，或称“大雅”，或称“风雅比兴”、“比兴体制”(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或称“美刺”，或称“诗教”，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儒家文学观作为一个传统的巨大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其强调重点虽各有出入，比如陈子昂、杜甫等人并非一味复古，但一般论者之基本观念相同，就是要复兴儒家诗学甚至汉儒倡导的“美刺”“诗教”，要求文学“宗经”、“征圣”，直接为政治服务①，否定魏晋以来文学独立之价值即形式美和个人抒情功能。
当他们依据儒家重雅颂、重视政治教化之观念清算、检讨文学史，除了肯定汉代民间乐府诗之外，对于后代的文学进展基本上是否定的。屈原及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文人诗歌活动的开始，屈原的歌唱源自强烈的社会人文关怀，其实现个人抱负的强烈愿望、爱国主义情结和诞生于北方的儒家之政治激情可谓异曲同工，不同的是屈原将个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关怀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和动情性，实际上也为政治抒情诗开掘了激情之源，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就是抒发“牢骚”之情、悲“哀”之音：“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庾信《赵国公集序》)，而且，楚辞受到了南国民歌之影响，想象丰富，奇情壮采。在中国文学史上，楚“骚”构成了重要的文学传统，构成了与重视现实政治关怀的儒家诗学以及《诗经》相平行的浪漫主义诗学思想，是文人抒情文学创作的重要传统。从汉初的贾谊、司马迁到建安时期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南北朝后期的庾信之创作都显示了此传统的巨大影响。早在南朝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充分自觉和诗歌创作的全面展开，《诗经》和楚辞开始被视为最重要的两大文学传统、创作源头和文学经验，并已经得到确认。西晋挚虞还将“骚”看做源出于《诗经》，而南朝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则云：“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宋入齐、梁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不过，其意义还专指《诗经》之《风》与《楚辞》之《离骚》。刘勰《文心雕龙》不仅在论“文之枢纽”中提出要宗经、酌骚的根本原则，而且明确了“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辨骚》)的主张。钟嵘《诗品》“溯源流”所确认历代诗歌发展的二源三流就包括《诗经》系列的《国风》《小雅》和楚辞。正是在此背景上，到了唐代，“风”、“骚”并称渐成习惯，如“晚晴催翰墨，秋兴引风骚”(高适《同崔员外綦毋拾遗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风骚共推激”(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往来自此过，词体近风骚”(贾岛《喜李余自蜀至》)、“风骚如线不胜悲”(郑谷《读前集二首》之一)，不一而足。这表明人们对于这两大传统产生了明确体认。
楚辞的出现毕竟突破了《诗经》及其儒家诗学体系，从汉代开始如何理解、接受楚辞就成为一个“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多数学者抱着儒家以雅颂为正声的标准，坚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美学观念，简单地搬用“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大序》) 的理论以否定屈原及其楚辞艺术精神，“雅以正邦，衰以亡国”(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赞》)，忽略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楚辞的浪漫主义特征。这种认识直到唐代仍然是认识主流，李白在《古风》(其一)中也人云亦云地声讨楚辞“哀音”：“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盛唐李华云：“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崔沔集序》)柳冕更多次说：“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与徐给事论文书》)“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矣。”(《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自成康殁，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贾至说：“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不一而足。
屈原的文学活动作为作家创作出现于先秦还只是一个特例，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汉代赋体文学创作，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诗歌创作活动才摆脱儒家思想之束缚和自发状态，进入全面自觉时代。早在六朝后期，一些守旧派理论家对此就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进入隋唐五代时期，批判之声变本加厉，甚嚣尘上。李谔就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文帝革文华书》)进入唐代之后，批评者甚或上溯到屈原楚骚，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云：“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同样将责任上推到屈骚、楚辞：“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王勃集序》)李白亦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元结亦复如此，将《诗经》之后的文学下至盛唐诗歌一笔抹杀：“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 ”(《箧中集序》)白居易、元稹明确要求具有“补察时政”(《新乐府序》)的“美刺”实用功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的齐梁诗歌。晚唐皮日休依旧批判建安以来的文学成就，将文学的独立及其审美价值与六朝后期的形式主义文风混为一谈：“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也戒乎正……由是观之，乐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谓乐府者，惟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正乐府序》)
不过，也有少数论者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初唐著名政治家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将梁陈后期出现的宫体艳诗和形式主义文风与此前之文学区别对待。陈子昂大力倡导“汉魏风骨”，批判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唐韩愈亦将建安诗歌与齐梁诗风分别对待：“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
事实上，隋唐五代文学就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这些正面成果，他们虽笼统批判魏晋南北朝文学却对具体作家多所肯定，直接反映此期文学成就之《文选》在唐代受到了持久、普遍的推崇和重视就是一个确切而生动的证明。《文选》是梁代萧统主持编选的一部内容广泛、涵盖上古至梁代的文学总集，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唐朝有‘《文选》学’，而时君尤见重，分别本以赐金城，书绢素以属裴行俭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杜甫诗云：“熟精《文选》理，休觅采衣轻。”(《宗武生日》)倡导“美刺”、“诗教”的白居易《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竟然将《文选》与《诗经》相提并论：“《毛诗》三百篇后得，《文选》六十卷中无。”《旧唐书·武宗纪》载中唐名相李德裕云：“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李德裕身为中唐后期名相，这段话表明了他个人对于科举的立场，不过也见出进士试重诗赋从而引起全社会对于《文选》的重视与研读。《唐诗纪事》卷二记载：唐文宗“宫人沈翘翘者，歌《何满子》有‘浮云蔽白日’之句，其声婉转，上因而欷歔，问曰：‘汝知之耶? 此《文选》古诗第一首，盖忠臣为奸臣所蔽也。’乃赐金臂环。”可见唐代上下社会阶层对于《文选》之熟悉①。历代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六朝诗歌与唐诗的关联，近代选学名家李详就说：“唐以诗取士，无不精《文选》，杜陵诗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伙。”(《韩诗证选诗序》)《文选》在唐代的传播可以视为六朝文学在隋唐五代之积极影响。
以上是隋唐五代人在理论上自觉讨论、选择和确认的文学传统，而与儒家相反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中国文化特色与传统的道家美学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理论上的关注，不过，这并非意味着道家美学对于他们没有影响。虽然先秦道家没有出现自觉的文学创作实践，但是，老、庄提出的自然主义价值观念包含着一定的审美倾向，不仅是一种人生价值观念，而且也是一种艺术理想，它们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精神重要分支，从汉末建安开始对于具体文学艺术活动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说建安时期开始的文学独立就利用了道家思想及其审美观念这一传统资源②。道家及受其影响而出现的道教、外来之佛教对于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它们的综合作用才形成唐代文化开放、昂扬之特色及安史之乱后中唐复杂社会矛盾运动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①，出现了儒、道、释并存互渗的局面。不过，作为一种综合的思想传统，其传播及在文学活动中被接受的方式是比较复杂、内在的，这种影响是通过人生观、审美观的自然渗透、潜移默化而不自觉完成的。
由上可见，隋唐五代在思想传统与理论认识方面完全承袭了儒家文学思想，凭借以政教为中心的儒家功利诗学甚至狭隘的汉儒诗教为标准和武器对于先唐文学创作、文学经验和文学传统进行总结、检讨，否定了屈骚文艺传统，批判魏晋南北朝文学即“建安”以来的文学独立成果。表面看来，似乎就是复古主义，然而，在这种声嘶力竭的高调批判之背后，又对于《诗经》之后文学发展多所肯定，可见，隋唐五代人对于传统的认识非常复杂，其理论与创作实践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这种矛盾在唐代文学史中是一个非常普遍而突出的现象，早已引起了后代研究者的注意，一般将其原因解释为唐人不擅长理论思考，唐代文化确实是重视行动和事功，唐人并不以理论构建与思考深刻见长。其实，就深层原因看，这种矛盾现象应该是历史复杂性的反映甚至是认识辩证性的表现。建安以来的文学独立与进步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以及六朝后期宫体艳诗之流荡忘返则是过犹不及。儒家文学思想固然有其保守性一面，但是在清理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以及六朝后期宫体艳诗方面无疑承担了批判性、建设性的作用②，结果造成隋唐五代人在理论口号方面的矫枉过正。他们虽然在理论上、口号上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口诛笔伐，但对于屈原、楚辞和魏晋南北朝许多作家有着广泛而充分的肯定，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阶段性，将“齐梁”、“江左”与其后期宫体艳诗、形式主义诗风作出区别。其所以如此，隋唐五代人毕竟生活在几百年的政治动荡、思想解放和中外文化以及国内多民族文化广泛深入的交流、融合之后，很难再用某一家学说重新禁锢人们的思想。隋唐五代的统治者，特别是盛唐时期统治者摆脱了极端的统治态度，保持了相对开明、开放的文化心态，采取实用主义的统治策略，实行儒、道、释三教并存、思想自由的基本国策，各种文化思潮得以兼容并蓄，不拘旧说，不主故常，不囿于书本框框，能够不拘于一尊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思想之建设作用，广泛接受各种文化观念与文学传统，从而充分地焕发了社会的创造活力，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开元盛世。因此，追溯、审视隋唐五代人实际对于文学传统的认识与构建历程可以发现，盛唐诗人杜甫的表述才真正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既“别裁伪体”又“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取精用宏，“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五、其六)。这才真正反映、代表了唐人的文学传统观①。
注释
① 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角度看,隋唐五代时期关于文学的认识与讨论经历着巨大的转型,就是由中唐以前“一味强调诗赋的文质、颂怨关乎治乱兴衰的政治作用”转变为中唐之后注重诗歌艺术风格、气象、趣味、意境、神韵、格调等艺术规律的讨论,隋唐五代时期儒家诗学本身也在发生着由“礼乐转向道德、由雅颂转向讽喻、由章句转向义理”的历史性革新。见葛晓音《论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从李白〈古风〉其一谈起》《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及《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55、167页。① 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四章第三节第一部分《隋唐的〈文选〉学》,中华书局1995年版。② 钱穆论曰:“文苑立传,事始东京,至是乃有所谓文人者出现。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做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感情,不复以世用撄怀。是惟庄周氏所谓无用之用,荀子讥之,谓知有天不知有人者,庶几近之。循此乃有所谓纯文学,故纯文学作品之产生,论其渊源,实当导始于道家。”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 参见陈寅恪《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② 参见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张明非《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载《求索》1989年第2期。① 其实,杜甫诗论“别裁伪体”的提法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转益多师”的提法与实践。历史的任务之所以由杜甫来完成,这固然与杜甫个人的性情、经历密切相关,不过,盛唐后期历史与文学都面临着一个空前的转折,这种时代环境为催生他这个观点提供了必要条件:“既然‘盛唐气象’已经默默地退出了文学舞台,那么用什么代替它呢? 如同一个曾经主宰了一个时代的伟人突然死去了一样,人们感到了一种茫然和空虚。”(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正是在此背景下,杜甫才提出“转益多师”,试图通过对诗史的全面反思、学习和接受以开拓新的诗歌发展空间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