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宋代文学与十至十三世纪汉语文学①
10—13世纪间的东亚地区，汉族与周边的契丹、女真、党项、蒙古、高丽等民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共生圈。这个共生圈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我国的版图再加上朝韩、越南、日本等地区。10—13世纪间在这个共生圈内汉族政权宋朝的疆土只占较小的一部分，但在人口上汉族则占绝对多数，汉族聚居区的农业经济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多处于游牧或半游牧阶段，发达的汉文化更是这些少数民族难以比拟的。不过，在世界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时候，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往往可以凭借着原始的强悍和勇武，去向先进的民族扩张土地和掠夺财富，但他们终究又要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在10—13世纪的东亚民族共生圈内，由于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先进的汉民族文化也就成了这个共生圈的主体文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文化虽然会退居次要地位，但是汉文化的精神、成果，甚至介质(文字)，都会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东亚民族共生圈也可称为“汉文化圈”。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指出：“在此300年间，汉族完成了不同于前的宋文化，其同时和以后很长的时期内，宋文化源源不绝地灌溉着整个‘汉文化圈’，而圈内诸族亦努力汲取，竞相传习仿效，蔚为壮观。”周边诸朝对汉文化的传习仿效，主要是基于其统治国家的需要。特别是入主中原的民族，他们无法依靠本民族的原始文化来建国立教，只有袭用汉族礼制与儒家思想以建立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夏、元诸朝情况看，他们建立国家、稳定统治的过程也是实行“汉法”，不断“汉化”的过程。出于这种“汉化”(特别是科举取士制度)的需要，大量的儒家经典及其相关文化书籍也就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了这些“夷狄”之邦。其中也包括了前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汉文化圈”内诸王朝的主流文学基本上属于汉语文学范畴，与宋代文学同文同根，不过由于离开了汉民族主体和创作环境不够成熟等原因，总体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因而对宋代文学的接受往往比较主动自觉。但这种影响和接受并非完全是单向的，实际上圈内诸朝文学对宋代文学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和促动。
文学典籍的传播是宋代文学对“汉文化圈”产生影响的最重要途径。据载北宋人魏野、欧阳修、苏轼等的作品流播到了北方。苏辙出使契丹时曾写他的惊疑：“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大苏”即苏轼。宋朝文集不仅流布辽朝，并且也进入了朝鲜。苏轼在奏文中称“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可见宋朝书籍在北方传播之广泛，这中间自然包括了大量的文学典籍。在两宋时期，大量宋人书籍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女真人在“汉化”方面较之他族最为主动，对宋代文化典籍的需求也最为迫切。汴京失陷后，金人尽据北宋人文集，并进行整理工作，于明昌二年(1191)由朝廷出面一次刻印唐宋人文集26部之多。金初曾为宋臣的宇文虚中被罗织罪名，以其家中“图书为反具”而下狱，宇文不服，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①由此可见，宋士入金是宋籍北传的又一个重要渠道，而且其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
口头传播也是宋代文学向周边诸朝流布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曲、词、小说这一类有时需要以口头说唱为媒介的文学作品。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所记西夏人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永词很大程度上是靠歌唱在宋域之外传播开来的。北宋亡国后，大批服务于官僚阶层声色之娱的官妓、营妓以及市井中的乐工、歌女等各色艺人流落于北方民间，这些人便成了宋文学中词、曲、小说等作品的一类重要口头传播者。洪迈《容斋随笔》、元好问《续夷坚志》等宋金人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又如元初文人白朴词集中有一首作品调系《垂杨》，这是一个罕为人用的牌调，检《全宋词》两万余首和《全金元词》七千余首，除白朴外仅有南宋末陈允平一篇。据白朴本词作小序称，此调学于张柔夫人毛氏，毛氏则于幼时学自一位年几八十的老尼。后来白朴“在寿春榷场中得南方词编，有《垂杨》三首，其一乃向所传者”。宋代“说话”艺术很发达，话本小说即说话人底本。《醉翁谈录》著录的宋代说话名目达117种之多，当时北方的金廷曾专门向宋朝索取说话人，许多宋朝之“说话”便借助这些说话人在北方得以广泛流传。
除了作品的流布之外，宋代文学与诸朝文学的交流和传播，还得力于文人间的直接交往活动。有关史料表明，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文人间的文学交往活动主要借助于两种形式：一是滞留于异朝的宋朝文人对当地文学活动的参与，二是异国间的聘使往来。第一种形式以金朝初期最为突出。清人庄仲方《金文雅序》指出：“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如果只取宋朝图书而无宋朝文人的参与，金国立国不久“文字煨兴”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滞留下来的文士虽在异朝，实为宋人，其文学创作自为宋朝流脉。其交际和创作活动实际上已将宋朝文学的种子播撒在了异族统治的土地上。如被金扣留15年后返宋的洪皓留金时的创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种形式在两宋时期更为普遍些。宋代官僚多能诗擅文，在出使域外时与异朝君臣宴饮游赏，或酬唱助兴，或赋诗寓意，或为文明志，既不辱朝廷使命，又可保持优雅风度。当时王安石、苏轼、苏辙、杨万里、范成大等著名文人都曾出使域外，他们的许多诗篇就是作于异朝之地。无疑，这些使者的文学才华和作品必然会给所使之朝以直接的影响。
宋朝文人的对外交流及其创作的域外传播，对“汉文化圈”各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作用及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虽然当时“汉文化圈”内各民族已多有本族文字，但汉语文学创作仍是主体部分。这部分创作的兴盛，显然与得到宋代文学的濡溉滋养是分不开的。金朝文学的发展水平居当时诸朝之首，诗、文、词、曲各体文学创作皆自具品格，成就可观，可谓真正完成了地域文化意义上的北方文学的整体构建。这一构建并非凭空而起，其根基正是宋代文学。《金史·文艺传》云：“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籍图，宋士多归之。”在金源社会文明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史官特别指出宋之“籍图”和“宋士”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从文统脉系和创作实绩看，金朝文学决非南宋文学的附庸，而是和南宋文学一样都是蘖生于北宋文学而又自成体统的汉文学嫡系。除金朝外，当时汉语文学创作发展到很高水平的是处于“汉文化圈”边缘的高丽与日本。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汉文化圈”内少数民族王朝的汉文学对于宋朝文学的影响。虽然一般地说，诸朝文学在与发达的宋朝文学交流时主要的角色是接受者，但各民族文学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相对落后的民族文学也有其某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也会对那些更为发达的文学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金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妨举词体文学的情况为例。稼轩词“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①，所显示的正是一种北方文化特有的刚健豪爽的审美特征。辛弃疾生长于北方，据《宋史·辛弃疾传》等有关文献可知辛弃疾曾“少师蔡伯坚”学词。蔡伯坚，名松年，官至右丞相，为金初文坛盟主，其词“疏快平博，雅近东坡”②，与吴激号称“吴蔡体”③。从东坡到伯坚，由伯坚到稼轩，实为“北宗”词派合乎逻辑的发展历程。清人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称“稼轩由北开南”，“是词家转境”，正道出了这层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稼轩词及其南宋辛派词的出现，正是南宋文学对金文学接受的结果。
两宋王朝，处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民族大冲突与大融合时期，所面临的民族关系也是历代王朝中最为复杂和紧张的。在这风云变幻的民族关系棋局中，有宋一代艰难跋涉，走完了它三百余年的历程，将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向了极境，其中也创造了丰富而辉煌的宋代文学。
注释
① 本节论述多参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结束语》,以下不一一注明。① 《金史·文苑传十七》,中华书局排印本。① 赵文《青山集》卷二,四库全书本。② 陈匪石《声执》,词话丛编本。③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