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散文·金代散文
金代散文是在继承北宋和辽代散文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人庄仲方《金文雅序》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猥兴，然犹借才异代也。”所谓“取经籍图书”和“借才异代”，指的便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取。而归根结底，文学复兴还是要依靠一批有才华的作家。这批辽与北宋降臣未受太深的理学影响，他们不但给金人带去了中原文化传统，也在客观上将北宋散文的余风延续至于金代，金代散文便是在这种“借才异代”的背景中起步的。《金史·文艺传》的论赞中列举当时的作家时说：“韩昉、吴激，楚材而晋用之，亦足为一代之文矣。蔡珪、马定国之该博，胡砺、杨伯仁之敏赡，郑子聃、麻九畴之英俊，王郁、宋九嘉之迈往。三李卓荦：纯甫知道，汾任气，献能尤以纯孝见称。王庭筠、党怀英、元好问自足知名异代。王兢、刘从益、王若虚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长。蔡松年在文艺中，爵位之最重者。”这种胪列，无疑过于搜逸辑奇，以致不免于驳杂。其中，可真正作为金代代表作家的，是蔡松年、蔡珪、党怀英、赵秉文、王若虚和元好问。此外，还有李纯甫以及论赞中未曾提及的王寂、周昂和雷渊。
蔡松年是北宋降臣，尤工乐府，文辞也极清丽，散文方面建树不大。金文的真正起步，是从其子蔡珪步上文坛开始的。庄仲方 《金文雅序》说：“至蔡珪传其父松年家学，遂开金代文章正宗。”郝经《书蔡正甫集后》便以之比诸唐的张说和苏颋，说是“共推小蔡燕许手”。元好问作《闲闲公墓铭》也说，从蔡珪崭露头角之后，“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他所具列的“诸儒”中，便有党怀英、王庭筠、李纯甫、雷渊和周昂等人。
但金代作家中也有差异。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北宋的文论主张;但与此同时，又有一部分人将北宋末年追求奇险艰僻的习气也接受过来。这种习气固然主要表现在诗歌理论方面，但影响也及于散文。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纯甫，而支持他的有雷渊、李经等人。刘祁《归潜志》说李纯甫“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卷八)。最早出来反对李纯甫主张的是赵秉文和周昂，其后则有周昂的外甥王若虚，而附从于他们的则有王寂和党怀英等。他们强调有意为言，意尽言止，与苏轼主张相近。又加取法欧阳修，实际上是以欧、苏为楷模的。赵秉文是一位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辞翰争辉，耀腾天下的人物，他主要还是以一代通儒而入于文学的，所以他的散文往往兼取古文和道学之长，显得比较蕴厚。同时，他又主张转益多师，以为“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滏水集》卷一九);刘祁《归潜志》也说他主张：“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卷八)不过，从主导倾向看，他还是兼宗欧、苏，平淡与奇古杂陈的。他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说：亡宋百余年间，惟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这些主张，无疑近于苏轼，但所标榜的楷模却是欧阳修，这所体现的，正是兼师欧、苏的姿态。这种艺术取向明确地反映在他的文章中。《金史》本传说：“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这种特点在他的文章中几乎触处可见。但这种不拘绳墨又不同于苏文那种恣肆跌宕，借鉴欧文的结果，使他的文章又显得婉转平易，《法言微旨引》《竹溪先生文集引》《西汉论》《东汉论》《唐论》《魏晋正名论》，都是如此。相比较而言，他的杂记文又更见功力，如《磁州石桥记》《适安堂记》《寓乐亭记》《种德堂记》等，都雍容博大，气象雄浑，大有盛世昌明的气度。大安之后，这种气象便日见衰弱，如作于大安二年的《涌云楼记》在情调上就显得大不一样，流露出一种百感苍茫的感喟，这大概和国势的日渐衰微有关，也与他晚年的精力及心境有关。他的散文也有一些如李纯甫批评的那样“不免有失枝堕节处，盖学东坡不成者”(《归潜志》卷八)，但他为振兴金代散文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应被埋没的。呼应赵秉文的王寂和党怀英，生年虽略早于赵秉文，但蜚声文坛却也正在大定、明昌间。《四库提要》称王寂“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党怀英则长于制诏，以高文大册主盟一时。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说他“文章冲粹如其为人”，“自谓入馆阁后，接诸公游，始知为文法，以欧阳公之文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又在《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中称他“不为尖新奇险之语”，“千变万化，不可端倪”。后一评语，溢美太甚，但说他取法欧文，自然平易，则是符合实际的。
赵秉文之后，在金代文坛上也堪称一代宗匠的是王若虚。他步上文坛时，散文领域依旧和大定、明昌时期一样，“尚平”与“出奇”两种倾向同时存在，他是推尊赵秉文而鄙薄李纯甫的。刘祁《归潜志》说：“王(若虚)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首，与屏山之纯(李纯甫)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亦不喜司马迁《史记》，云失枝堕节者多。”“千古以来，惟推东坡为第一。”(卷八)王若虚主张：“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文辨》，《滹南集》卷三七)他崇尚苏轼，但不似一些人那样只看到苏文“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的一面，而更注重其随物赋形、行止自然的一面，认为苏文之长在于它“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因而显得“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文辨》，《滹南集》卷三六)。他的散文尽管远不及苏文的功力，却也同样体现着这样一种艺术旨趣和审美追求。如《扬子法言微旨序》《送王士衡赴举序》《茅先生道院记》，都是叙议结合，纵笔而谈，理尽辄止的文章，至如《恒山堂记》《高思诚咏白堂记》《门山县吏隐堂记》《鄜州龙兴寺明极轩记》等篇章，叙身世，论废兴，则更是感慨遥寄，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感喟，对自己不得见用于世的牢骚，都从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传达出来，而语辞又平易晓畅，极有欧、苏文章的风味。这种平易与尚奇之争，同样反映着秦汉及唐宋两次文变后散文发展的总趋势。当散文在宋人手中已趋于平易之后，再想用唐以前的高山深谷式的奇险来规范它，便显得很不合时宜了。
王若虚之后崛起于文坛的，是鲜卑民族的著名作家元好问。张金吾在《金文最》的《自序》中称他“以宏衍博大之才，郁然为一代宗匠，执文坛牛耳者几三十年”。元好问散文众体皆备，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较元代后期一些作家以雄文大册而主盟文坛不一样，因而有着更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散文取法欧、苏，依旧保留了北宋散文立意深远、布局谨严、议论风发、语言平易等许多特点。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 《送秦中诸人引》《送高雄飞序》《雷希颜墓铭》《赵州学记》《邓州新仓记》《扁鹊庙记》《南阳县令题名记》《市隐斋记》等，不但纡徐委婉、古朴平易，而且新意迭出，极有情致。他还有一篇《故物谱》，由前朝文物而引发议论，其中写怀旧之感、聚散之悲，娓娓动人，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如出一辙，极有欧、曾怀旧文章的风致。和赵秉文、王若虚比较，元好问又更醇于儒，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便批评他“重滞平衍，时亦不免”，有些文章“往往以空议冠首，多宋人理学腐语”。这正反映着元代南北混一前后因理学北移给散文发展带来的影响，预示着金、元散文发展中一个转折阶段的到来。从这以后，“文擅韩欧”与“道从伊洛”的结合就显得更为紧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