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宋辽夏并立形势与北宋文学的革新及繁荣
北宋时期，汉族王朝与地处东北的契丹族王朝——辽，和建国于西北的党项族王朝——夏，长期处于三国并立状态。其中与辽的关系始终是宋朝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从宋太宗灭北汉之年(979)发动攻辽之战到宋真宗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的二十余年间，宋与辽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由军事进攻到相持和解的过程。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实为宋、辽力量平衡的结果。与西夏的关系略有不同，大致趋势为：和——战——和。总之，宋与辽夏关系的主流为民族和解。而其间的战和变化，对于靖康事变前文学发展进程及创作风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促进了文学革新的兴起与发展，(二)为北宋文学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
战场上连连失利和故地收复的无望，对于开国不久的宋朝士阶层的心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挫伤和刺激，不能不引起他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变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沿袭五代轻淫奢靡风气的文坛也开始出现了革新的呼声和迹象，强调文学教化作用的“文以载道”观念被重新强调。王禹偁是这一革新呼声中最有力的倡导者，他明确提出“革弊复古”①的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根据儒家文学观将文学作为其政见的一种特殊的陈述方式和补充，而其政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是当时对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民族关系，这在他上太宗的《御戎十策》和上真宗的《疏言五事》等文章中看得十分清楚。王禹偁所复之“道”名为复古，而着眼点则是宋朝的社会现实——自然包括事关宋朝生存环境的宋辽夏关系。王禹偁倡复古革新之议并非仅为“边事”，但“边事”确为其中一个基本动因。作者诗文中大量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即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如散文《唐河店妪传》、古赋《大阅赋》及诗歌《战城南》《怀贤诗》《对雪》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当时活跃于文坛的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中，如在柳开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穆修的《上大名陈观察书》，都可看到民族矛盾浓重的影子。严峻的民族关系形势，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文学之于民族振兴的责任，诗文革新由此而滥觞。
到了北宋中叶，宋初文坛以复古为旗帜的诗文革新呼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响应，已形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诗文革新潮流，宋、辽、夏关系当是这场文学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石介曾著《怪说》等文猛烈地抨击佛老，影响很大。他之所以排斥佛老是因为佛老乃夷狄之教。佛教由古印度传入，而道教则中国土生土长，也被视为异类，这大概与当时道教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发展迅速有关。作为诗文革新旗手的欧阳修，在排佛问题上与道学家完全一致，其《本论》三篇，斥佛教为“奸邪”，依据也是佛教由外族传入。石介和欧阳修从夷夏之辨的高度反佛，不容忽视的现实背景即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对宋王朝统治的威胁。无疑，民族关系是当时士大夫忧虑的中心，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得十分清楚：“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他鼓吹诗文革新是为了使文学有用于世，有利于宋朝积弱积贫状况的改变而使“中国”增强“制夷狄”的力量。因此他要求创作“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①。不可否认，对民族关系的关注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是北宋中叶诗文革新热潮形成的基本社会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主张补世干政的文学观念和对于“夷狄服叛”问题的关注，又促使当时的文学家们直接将民族和边塞问题纳入创作的视野。许多诗文名篇都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如欧阳修的《边户》、苏舜钦的《庆州败》、王安石的《河北民》、苏轼的《教战守策》等。
不仅诗文中产生了大量忧国患边的作品，即使“浅斟低唱”的曲子词这时也悄然出现了一些与民族矛盾相关的内容，如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的创作环境和内容皆为宋与西夏对峙的西北边塞。又如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中“笳鼓动，渔阳弄”的描写也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争。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表达的“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也是针对西夏而发。考察词体演变史，上举之例正是北宋时期豪放词风的代表之作，以苏轼为代表的这类风格豪雄的词作在体式上与传统的婉约体已迥然有别，被称为“东坡体”①。可见，宋朝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激化对于词风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这种豪放词风所体现的阳刚之气和壮伟之美，无疑正是一个弱势民族在强族压迫之下所急需的精神素质。体现着民族抗争精神的“东坡体”虽然在当时沉溺于柔靡香风的词坛上未能得到广泛认同，但它却成了后来民族危亡时刻人们抒写抗敌救国情怀最有力的词体范式。
宋辽“澶渊之盟”订立之后，中国境内的两个主要民族的关系由对抗走向了和解，由军事攻伐变为和平竞争。宋辽和解后，宋朝以对辽相似的办法，换取对夏的妥协，西北边境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北宋社会由此进入了以内部建设为主的和平发展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政治家的王安石在神宗即位(1068)后曾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样评述当时的民族关系：“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所谓“弃财于夷狄”即岁输银绢于辽、夏，这实际是根据当时的民族实力对比而采取的一种“以钱物换和平”的妥协政策，由此而达成的民族和解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边罢警，俱息于战争”，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北宋因此“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①。民族关系的改变，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创作环境，影响到文人的命运和心态，文学创作也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特别是随着诗文革新的深入和成功，宋代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因妥协而形成的民族和解局面，对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影响是深刻的。他们普遍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得不接受无法恢复汉唐故地而必须与异族相安共处的现实; 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总是希冀有朝一日中国振兴，夷狄归附，从而一统天下。这种心态在宋的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宋人作品中萦绕不去的“明妃”情结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检索历代诗词作品用王昭君事的数量，宋代146次，大约相当于宋前各朝的两倍。宋人咏昭君诗中最著名的当为仁宗朝嘉祐年间王安石等人的《明妃曲》唱和之作了。王安石首唱，作《明妃曲》二首，后有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韩维等人相继赓和，成一时佳话。尽管这些作品立意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在悲悯王昭君远嫁胡地的不幸和谴责汉主“计拙”这两点上则是一致的。宋人对昭君的咏叹，实际上是当时宋朝与契丹、党项妥协媾和之事在他们心理上的一片浓重的投影。显然，宋朝以银绢换和盟而永远失去塞外故土的事实，正如同昭君为汉廷“结欢万里外”②的和亲之举，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文学创作中的“明妃”现象反映了当时文人心态的一个重要侧面，屈辱感伴随着无奈、感伤和怨恨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一个普遍情调。
澶渊之盟后北宋文坛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西昆体”的产生。西昆体在当时和后世多受指责，其中难免有过激之处。至少应该承认，西昆体的出现是宋诗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欧阳修为西昆派后学晏殊所撰《神道碑铭》称：“臣修伏读国史，见真宗皇帝时，天下无事，天子方推让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讲礼乐，以文颂声，而儒学文章、隽贤伟异之人出。”实际上，这里指出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正是西昆体兴起的时代土壤。辽宋媾和后北宋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历来奉行右文政策的朝廷此时着手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建设举措，《册府元龟》的编纂即是其中之一。由此给一大批文人提供了一个悠游闲雅的环境与平和覃思的心境，于是才可能产生这样相对集中的赋诗唱酬活动。实际上，民族关系与西昆体之间还有着更深层的内在联系。“西昆体”代表作家杨亿(974—1020)的情况颇可说明问题。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独杨亿与寇准激切上书主战”①。宋辽双方终在宋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下订立了澶渊之盟。杨亿后来因此而受到排挤。民族的屈辱和个人的不幸，使他内心抑郁苦闷。就在这时，他接受了李商隐。显然，这是由于义山诗那浓重的感伤情调和忧患意识以及委婉多讽、意象朦胧的风格与他此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可见，西昆体的产生，与当时民族关系的变化和由此而形成的文人心态有着不容忽略的联系。
由于外部民族矛盾的缓解，士大夫文人也将关注社会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家内部。与契丹、党项交锋而屡屡败绩的严峻现实，使他们不能不忧心忡忡，不能不反思问题的症结。由此改革图新、富国强兵成为强烈的社会诉求，于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所主持的大规模变法相继出现。特别是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政治以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命运、心态和他们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一时期诗歌形成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调”，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基于变法和党争而出现的文坛变化虽然难以说是由民族关系的变迁而直接引起的，但北宋中叶所出现的民族和解、国内承平的大背景无疑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族和解与承平时代的到来，对于北宋文学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促进了市民文学的兴盛。自澶渊之盟订立和与西夏议和后，边塞战争已基本停止，尽管每年要向辽、夏输银、绢数十万，但这“岁币”只占宋朝政府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代价无疑要比战争费用来得低廉。和平的环境给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几十年间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促使了城市、城镇乃至草市的兴盛。汴京、杭州、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10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和夜市禁令的取消，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此外，宋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及贴补收入比较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的生活奢华，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尚，享乐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为耀眼的文学样式。设想如果边衅不断，即使宋朝最终能免于亡国命运，那战乱所留下的凋敝的经济和病疲的人民也只能勉强维持帝国大厦于不倾，何谈城市的繁荣!而依赖于此的市民文学自然也无从发展和兴盛。
注释
① 《送孙何序》,《小畜集》卷一九,四部丛刊本。① 《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文忠集》卷六七,四部丛刊本。① 参见五卷本《遗山先生新乐府》卷一《鹧鸪天》(煮酒青梅入坐新)、卷三《定风波》(离合悲欢酒一壶)。① 《宋史》卷一七三,中华书局排印本。② 宋韩维《和王昭君》,《全宋诗》卷四二○。① 参见陈师道《后山谈丛》,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