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诗文批评·重史的立场
从现存数量可观的清代诗文批评材料来看，如上所述，记载文人交游、创作、乃至生活起居的诗话、文话等数量最多。这种侧重于记事的著述形式的频繁使用，表现出清人的一种偏重于“史”的较为质实的趣味。它所记录下的诗文坛坫的大量具体事实，也十分有助于更为具体地从中见出清代诗文批评的历史面目。
仍以诗话为例，清朝一代一代的坛坫耆宿们，均已习惯于运用这一种北宋便已有之的体例，记录其所身历的一代诗史材料，从而建立起了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有间断的史料长编。这也是前代所无的一个可观的现象。如吴伟业的《梅村诗话》记述了明末清初鼎革之际作者与陈子龙、龚鼎孳等操守迥异的大诗人的交往;王士禛《渔洋诗话》3卷，记述生平经历及与兄弟友朋辈交游谐谈之状，勾勒出康熙年间其人主盟诗坛、神韵说风靡海内的一时盛况，其自述记录动机云：“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 ”一代诗宗为诗存史的责任之心与自觉意识溢于言表;袁枚《随园诗话》16卷补遗10卷，录存本人及同时诗人之诗事诗作更为广泛，入录之乾、嘉年间人物竟有千余之众，诗作更数倍之，宜为有清一代坛坫之“广大教化主”;周春《耄余诗话》10卷、李调元《雨村诗话》(话今编)16卷补遗4卷、法式善《梧门诗话》16卷等，亦为乾隆、嘉庆时期的记录详备之作;林昌彝《射鹰楼诗话》24卷、《海天琴思录》8卷，记录道光及咸丰、同治年间的诗坛风云，颇能反映当时抗御外侮的时代情绪，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亦同此旨;王闿运《湘绮楼说诗》8卷，系其弟子王简辑成，因其师不用唐后语，故题“说诗”，实以广泛记录同治、光绪时人之吟事为主;陈衍《石遗室诗话》32卷，广为辑评晚清时期的诗人诗作，而尤详于道、咸以来渐成显宗的学宋诗派，此派并因之而有了“同光体”之雅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则以晚清“诗界革命”运动之参与者为对象，赞颂黄遵宪等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努力，传达出传统诗歌向新时代、新诗体转变的具体信息……仅上述十余种，记录下的有清一代之诗坛中心的声容音貌，便已几乎达到了逐年不间断的程度。诗话的从本人视角出发记录当代诗坛事迹这一主要功能，在清人手上体现得最为纯熟充分。
清人在倾力撰述本朝诗史之外，对历代诗史、诗学文献的系统整理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同样成绩斐然。学者们十分聪敏地接过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与旧题尤袤《全唐诗话》两种体例，编纂齐全了唐以后历朝诗歌的《纪事》和《诗话》，表现出为诗歌“修史”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有清一代，这一类著述按所撰朝代依次有：
续补唐代诗话者先有清初沈炳巽的《续全唐诗话》100卷，全书分卷首15卷、正文80卷、卷尾5卷，录唐诗人七百八十余家，然书未定稿;乾隆年间又有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2卷，卷上53人为尤辑原有而补其轶事，卷下51人则为人与事俱未及载者。
《五代诗话》前后经由王士禛、黄叔琳、宋弼、郑方坤等多人之手：先由王士禛草成于其晚年，复由黄叔琳、宋弼整理编次，订为12卷;而郑方坤则对王氏原稿加以增删，列述五代诗人四百余位，原稿在补本中仅占三分之一，故历来视之为郑氏新著。
宋代的诗歌资料，先有乾隆十一年(1746)厉鹗编成《宋诗记事》100卷，收入宋代诗人约三千六百家，虽因录诗的比重大于辑话而类如总集，但“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四库提要》语);后光绪年间陆心源作《宋诗记事补遗》100卷，复得诗人三千余家，诗八千余首;道光、咸丰年间尚有罗以智《宋诗记事补遗》，补得厉书之阙165人，稿未刊，仅有抄本藏南京图书馆①。《全宋诗话》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成书的孙涛之辑与嘉庆二十二年(1817)成书的钟廷瑛之辑。孙辑12卷，收宋人近六百位，以录诗为主，与此体偏重记事之旨不合，有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又有冯登府抄本藏清华大学。钟辑现存13卷，仅止于北宋仁宗朝，录约一百五十余人，亦未刊②。《全宋诗话》据闻尚有沈炳巽所撰100卷，然书久佚未见。
与宋先后并峙的辽、金及继宋而起的元等少数民族主政中原的朝代，其诗歌资料亦被纳入《纪事》与《诗话》的体制之中：乾隆年间周春《辽诗话》2卷，为数十位诗人及与诗有关的人物立传纪事;光绪中期陈衍《元诗纪事》45卷，收录者达八百余家，汇集了一代诗歌资料;入民国后陈衍又编成《辽诗纪事》12卷和《金诗纪事》16卷，前书收诗人65家，包括西夏、高丽诗人16家，后书收金代诗人189家。
关于明代的诗歌资料的整理，清初即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这样的系统之著。前书系《历朝诗集》中的各家小传单辑而成，收有明一代诗人两千余位，后书系由附于《明诗综》中的评论各家之语单辑而成，于钱著多有录取，又多所增订，得人达三千四百余家之众。两家之著后，晚清又有苏之琨《明诗话》4卷和陈田《明诗纪事》10集二百余卷。前书以辑事为主，传本甚罕，仅见于福建师大;后书以录诗为主，自序称收诗人近四千家，因尊明初而薄前后七子，又极致意于晚明诸家，故全书各部分的详略比重不尽客观。此书实际刊行8集187卷，末2集20卷，方外、闺秀、番邦等未出，略欠完整。
至于清朝的诗歌资料，虽然如上所述，数百之众的记事体诗话在当时就已出版，然而这些资料竟不及待到清朝的终结，亦已被按照“纪事”之体加以整理了。如嘉庆初年王昶《湖海诗传》中附于各家之下的诗人资料称《蒲褐山房诗话》，起于康熙末年，讫于嘉庆初年，得600家，可见乾隆一朝诗人之大概。而同时之吴嵩梁《石溪舫诗话》2卷，又对王著进行续补，得104家。又如道光年间张维屏的《艺谈录》收顺治朝以下诗人五百五十余位，不及其另一部大型诗话汇编《国朝诗人征略》。《征略》初编60卷，收诗人近千家;二编64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过一部分，但一直未曾刊全。此外咸丰年间符葆森《国朝正雅集》中的“寄心庵诗话”，起讫约相当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亦曾为人抄出单辑，现藏首都图书馆的一种最为完整，然尚未刊出。道光以后诗人资料的专辑，则有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的小传与诗话，陈衍附于其《近代诗钞》后的《石遗室诗话》，汪辟疆先生的《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以及钱仲联先生《近代诗钞》中的各家小传等，不过都已是入民国后的著作了。
断代纪事体诗话在清人手上表现得如此发达，这一现象除了继续有力地体现出清代诗学集大成的一般特点之外，还有其自身的更为重要的特殊含义，即凸现出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事”的观念，使之庶几能与“言志”说、“缘情”说鼎足而三。明人孔天胤序《唐诗纪事》的重刻本，“善其纪事之意”，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夫诗以道情，畴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则情之所繇起也，辞之所为综也。故观于其诗者，得事则可以识情，得情则可以达辞。譬诸水木，事其原委本末乎，辞其津涉林丛乎，情其为流为鬯者乎，是故可以观已。故君子曰：在事为诗。又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夫谓诗为事，以史为诗，其义哉。
这段话颇为难得地从“事”出发，视之为“情”的发生之源，为“辞”的表达素材，三者成为一个互不排斥的统一体，揭示出中国传统诗歌抒情背后的叙事性质。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立场，较之计有功与厉鹗对于他们的著作都还只是说到了网罗散佚、俾知人论事之用的程度，理论成分已大为增加，认识亦大为自觉深入。而清代随着纪事体诗话写作进入高峰，又进一步被确立了“史著”的性质，所谓“诗与史相为终始者也”;“诗，史也;诗话，亦史也，则是书(按指《静志居诗话》)其为咏歌之史之史也夫”(赵慎畛《静志居诗话序》)。记“事”的“诗话”即“史”，这是一个较之传统的“知人论事”更为正规的表述。因此，对于上述清人的这一大批纪事体诗话，不应只是如通常那样仅用作历代诗歌的资料而已，而应当作一种重要的诗观之反映来予以认识、研究。
注释
① 今人孔凡礼又有《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近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出版。② 《全宋诗话》现存最善者当为今人张宗祥所辑之100卷,收录一千七百余家诗人之遗闻逸事,以直接取诸宋人资料为主,编成于1958年,唯迄今无缘付梓,稿本仍蒙尘于浙江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