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妇女·妇女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唐代妇女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除了一些女性作家对唐代文学作出的直接贡献外，大批极具个性的女性也成为文人笔下可爱的形象出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对妇女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并初步肯定了妇女在文学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认为妇女(包括妇女诗人)对于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起过改变风气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妇女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部分妇女诗人因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而对唐代的诗风和文风产生过一些影响。唐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有过一段妇女掌握中央政权的历史。唐代高宗、中宗、睿宗三朝基本上处于女性专权的统治之下。这段女性专权史能对文学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尤其是把握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武则天。关于这一方面，葛晓音在其《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一文中做了专门论述^①。她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武则天为排挤旧臣，通过科举、制举、征求隐逸等多种手段，从关陇集团以外的山东、江南选拔人才，使布衣寒士得以进用，不但为盛唐储备了一批贤臣，而且改变了唐初重勋旧不重文人的传统，使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寒士跻身朝列之后，在初盛唐之交的文坛上成为宗主哲匠。这对于盛唐文学的繁荣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由武后开端的重视文学的风气，至韦后、上官婉儿时愈加炽盛。虽然在宫廷中曾造成一股短暂的形式主义逆流，但在作品的题材、体制的表现艺术方面给盛唐诗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借鉴。其中，宫廷诗的题材扩展到游览山水，并促进了盛唐山水诗的繁荣，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重文的风气影响到诗歌创作上，就是诗境的开阔和气象的宏大。从长远看，这是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一个前兆。“北朝士族礼法的破坏，李唐王朝官僚结构的根本变动，庶族取代士族的转折，唐代文人对于文学的巨大热情，均是由这一时期的女性统治者促成的”。不可忽视的是，在武后晚年至中宗时期大兴文学的盛事中，上官婉儿是具有很大的协赞之功的。

除了妇女统治者对于初唐文风所起的扭转作用之外，亦有其他一些女性诗人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主要是指那些因特殊身份能与广大文士频繁接触的女冠娼妓诗人，她们的生活与那些宫廷妇女和闺秀诗人相比更为开阔和自由，这给她们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她们常与诗人鸿儒会集、唱和，在一些女诗人的诗歌及本事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得到了关注。现在考知，李冶曾和阎伯均、韩揆、朱放、陆羽、释皎然、刘长卿、刘禹锡等人有过唱和;鱼玄机曾与李亿、李郢、温飞卿、左名场等有过寄赠唱答;薛涛历事十一镇，交游极为广阔，与其唱和者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以薛涛为例，在本世纪研究薛涛的六十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一个倾向，就是运用多种史料笔记和诗歌来研究元薛关系等诗人生平事迹的文章很多，占了将近一半。应该说，这类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薛涛诗歌的内容，但是，如果仅仅将目光停留于此，或是局限在考证元薛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等问题，则不免有些可惜。可以考虑运用这些材料去做更多的工作。比如可以以薛涛为中心，建立一个唐代诗人的空间排序，以此来探讨当时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薛涛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角色与当时的文人有着怎样的联系，这对当时的文人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

第二，隋唐五代妇女在文学传播中充当了特殊角色，她们对于曲子词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这类研究是通过对唐代的妓女以及一些妓女诗人的考察来进行的。

狎妓冶游是唐时的社会风尚，研究唐代妓女与文人关系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唐代特殊的文化氛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有言：“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此说可以视为这类研究的开端。唐代地方妓伶对促进唐诗的繁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为对诗歌的传播，而且表现为对诗人生活和创作发生的影响，使他们写了不少与妓女生活及命运相关的作品。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也提高了妓女的文学素养，培养了她们对于诗歌的爱好，使她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诗人。这种交往也为诗人提供了诗歌创作所必须的生活素材和情感体验，而且表现在诗人创作的作品必须通过妓女们的传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妓女们往往也通过和文人的交往来抬高自身身份。在这一点上，唐代诗人和妓女的关系是互相倚重的。在诗歌的传播中，酒令也是一个重要途径，而这也常常与歌妓舞女联系在一起。王昆吾的《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1995)有饮妓艺术的专门论述。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妓女地位低下，以供人狎玩谋求生存，“但她们又是每一时代的艺术乐舞的主要表演者，运载了那生生不息的艺术事业”，“对于这一批下贱而崇高的表演家来说，唐代是她们的黄金时代”。

关于唐代妓女尤其是乐妓在词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王昆吾在其论著 《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中做了全面而又精深的论述，妓女是隋唐五代曲子词得以产生并繁荣的重要条件。在“著辞”一章，他对举场及使幕的文人与妓女活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晚唐时这种活动有了极广泛的规模和极广泛的方式，酒令伎艺的歌舞化使著辞得以充分发展。只有在文人同歌妓密切接触的时代，或者文人同民间流行歌唱密切接触的时代，著辞的创作才得以兴盛，这造成了曲子辞的文人化，标志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在对妓歌进行分析时，他认为乐妓的歌唱是曲子辞产生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大量的曲子辞，实际上是为妓女的歌唱而写作的，故它们采用了妇女生活的题材，表现为女子的口吻。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妓歌同曲子辞的关系：一、曲子的大量产生，是教坊设立的结果。宫妓和教坊妓的演唱，造成了隋至盛唐曲子辞的繁荣。现有的最早的曲子辞都是宫人的作品，其他一些文人所作的早期曲子辞，应是通过歌妓之口而流传下来的。歌妓的演唱是使曲子辞与曲子音乐结合起来的重要媒介。中唐以后文人曲子辞创作的高潮，则是由于妓女性质的变化以及妓女同文人的广泛接触而兴起的。二、民间歌妓的演唱，决定了曲子辞的基本风格和体制，她们先于宫妓而产生且是普及曲子演唱的主要力量。通过对敦煌曲子辞的分析，认为她们于无意之中成就了一代文学的风格。强调妓歌在曲子辞风格形成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女艺人所歌都是她们自己的创作，它有三种情况：1. 一部分曲子辞尤其是反映她们生活的，确实是由她们自己创作的;2.一部分曲子辞是文人创作的，但却是为妓女而作;3.一部分曲子辞是文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在歌妓演唱的影响下创作的。三、曲子演唱的专业化，传播了大批优秀的曲调，并造成了一调多辞，如《杨柳枝》今存不同曲辞达391首。有了隋唐燕乐，有了民间的风俗歌唱，有了艺人妓人的加工，就有了曲子。

隋唐妇女与文学涉及面较广，可作多角度的联系。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特辟 《妇女生活与习俗篇》一章，分写唐人妇女观、唐代妇女的一生、唐代婚嫁礼仪和习俗、唐宫妇女生活与习俗、农村市井及其他妇女生活与习俗等，妇女生活的这些方面都与文学发生联系^①。

注释

① 文载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①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