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北朝文学的振起

南北朝后期不论南方或北方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北魏发生了“六镇”军人的暴动。所谓“六镇”是指北魏在其北部边境上设立六个军事重镇，派重兵驻守以防柔然等族入侵。这些军队大多为北魏的精兵，原先的社会地位甚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以后，他们的地位却日益降低，正如《北齐书·魏兰根传》载魏兰根在魏末时对李崇所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这里所谓的“本宗旧类”，即指孝文帝南迁时随从入洛，接受汉化的一批鲜卑人。因此“六镇”军人的暴动是既反对汉人，也反对汉化的鲜卑人。“六镇”军人的暴动虽被尔朱荣镇压下去，但尔朱荣本人也是久居边境的鲜卑军人，对迁居洛阳的北魏政权亦持敌意。在尔朱荣进入洛阳时，不但杀了当时执政的胡太后，也发动了所谓“河阴之难”，把洛阳政府的大小官员几乎杀尽。此后不久，尔朱荣所拥立的孝庄帝元子攸不堪尔朱荣的专横，而设计把他杀死。但尔朱氏的力量尚存，不久率兵攻入洛阳，杀了元子攸。接着，原先亦为尔朱荣部下的鲜卑化汉人高欢又起兵讨灭尔朱氏，拥立孝武帝元修。元修也难以忍受高欢的专断而想依靠当时占据关中一带的“六镇”军人出身的宇文泰来制约他。不久元修终于和高欢闹翻而西奔关中。这样，在北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东魏和西魏的对峙。

东西魏对立局面出现之初，东魏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强于西魏。但东魏的执政者高氏自高欢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代魏建齐，自文宣帝高洋起，几个君主都荒淫残暴，内部的争权斗争激烈，使其实力不断削弱。相反地，宇文泰在政治上却有远见，另一方面他又乘南方梁朝的衰乱之机，夺取了今四川和湖北中西部一带大片土地，实力不断加强。到他儿子周武帝宇文邕时，终于出兵灭齐，重新统一了北方。但宇文邕死后，其子宇文赟(宣帝)也是个荒淫之君，他在位仅二年，死后北周即为隋文帝杨坚所取代。隋文帝又灭了南方的陈，于是中国复归统一。

从北魏分裂为东西至周武帝灭齐凡经四十多年，在这个期间，北朝文学的发展在东西两地很不一样。东魏、北齐占据今黄河的中下游，这里正是北魏文化的发达地区，如河朔为“十六国”以来士族聚居之区，“河表七州”本属南朝文人荟萃之地，洛阳一带虽兴起稍晚，但自孝文帝迁都之后，各地士人纷纷来此，再度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至于西魏、北周的情况正好相反，从东汉“羌乱”以来，汉族士人大批东迁，人口锐减，这里杂居着氐、羌等少数民族。至于关中望族若韦、杜诸姓则有的移居河朔，有的随宋武帝迁往江南。因此早在东西魏分立以前，凡属北方籍学者和文人，几乎无一人出自关中。东西对峙的形势出现后，情况依然如此。例如，邢劭、魏收以及后来入隋的阳休之、卢思道，都是河朔士人;薛道衡则为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皆属北齐的统治区。这时南朝因发生了“侯景之乱”，不少南方士人避乱到北方。这些士人如萧悫、诸葛颖、袁奭、荀仲举等皆由梁入齐;颜之推本仕梁，为西魏所俘，却冒险投奔北齐。至于入北周的南方文人在数量上也不能算少，但像王褒、庾信等人都是在江陵陷落时被强留或俘执到关中的。他们留居关中并非出于自愿。现在我们阅读北朝后期的诗文，就可以发现，从现存诗文的数量看，北周之作不仅数量不少于北齐，也许还多一些，艺术价值也超过北齐。但这些诗文大抵出自王褒、庾信二人之手，而二人皆是入北的南人。至于关中本地则此时并未产生什么有成就的作家。现存北周人之作，除庾、王二人外，还有一位李昶较可称道，但他本籍为顿丘临黄(今山东范县南)，是北魏作家李彪的孙子，早年曾随伯父和父亲投奔梁朝，后又由梁朝到北周。真正出生于关中的人，只有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宇文毓(周明帝)、宇文招(赵王)和宇文逌(滕王)等人有少数作品传世。但他们的作品都不过是模拟庾信，并无特色。其中宇文招的诗似更显稚拙，宇文逌之作只有《庾信集序》较有读者，但多数人读它是作为庾信生平史料看待，并非欣赏其文章。从宇文泰几个儿子的情况看来，文学的发展往往不是用行政手段所能决定的。原来宇文泰治理关中，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例如他命苏绰作《六条诏书》，主张不限门资选拔人才和“恤狱讼”、“均赋役”等政策，为北周平北齐奠定了基础，然而他的文化政策则未必得当。也许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使他无意关注文学，而命苏绰作《大诰》，提倡模仿《尚书》的文体，反对六朝的骈俪文体。这显然行不通，即便他的儿子们也不照办，及至庾信等来到关中，都靡然向风。于是南朝的华丽文风遂盛行于关西。不过，由于关中文化的基础比较薄弱，终北周一代也没有出现什么有成就的本地作家，只有到入隋之后，才出现了一个杨素。杨素家族在北魏分裂之前是长期仕宦于洛阳的，所以《周书》中不立《文学传》，只有一篇《王褒庾信传》。较之北齐自见逊色。这当然不能归罪于宇文泰的政策，而是关中地区在长期战乱后文化衰落的结果。

至于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魏和北齐，情况就与此不同。这个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在魏孝文帝实行汉化以后，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北魏末年，北方的士族也遭受过一次重大的打击，这就是尔朱荣所发动的“河阴之难”。在这次屠杀中，像袁翻和汉化鲜卑人元顺(《蝇赋》的作者)都被杀害，但多数学者和文人却多健在。这大约和尔朱荣等武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汉化的鲜卑族人身上，对汉人似还轻些。更主要的是北方的士人还保留着“坞壁”时代的遗习，居于家乡。因此洛阳所发生的事件对崔、卢、李、郑等士族并无多大影响。这和南方士族的大多居于城市颇为不同。南方士族像中原南迁的王、谢诸族及后来兴起的彭城刘氏、兰陵萧氏诸姓，构成了南朝文学的主干力量。他们大抵均聚居于都城建康。在梁末的“侯景之乱”中，他们遭受重创，从此衰落，而南朝的文学亦从此日益衰颓。至于北朝士族，尽管有“河阴之难”，但并未受多大影响。相反，在不断吸收南朝文学的营养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北朝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南朝颇有不同，《颜氏家训·涉务》中曾把南北士人的状况进行过对比。他认为南朝士人处处受到朝廷照顾，养尊处优，既无从政的能力，也不会处理家务，甚至出门不敢骑马，走路也要人扶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难写出好作品来。因此入陈以后，出现的好诗寥寥可数(如陈代诗人阴铿的好诗，其实都作于梁代;江总的诗也只有在梁代和入隋后之作可称佳篇;徐陵的骈文名篇皆作于入陈前)。相反地，北朝作家却不是这样，正如卢思道在其《劳生论》中历叙其在齐、周二代所历艰险时所说：“若乃羊肠、句注之道，据鞍振䇲;武落、鸡田之外，栉风沐雨。 三旬九食，不敢称弊，此之为役，盖其小小者耳。”正是这种生活经验，使卢思道写出了《从军行》《听鸣蝉篇》这样的名篇。他的骈文《劳生论》更足以和刘峻《广绝交论》南北相映，俱成压卷之作。比起卢思道来，薛道衡的诗风也许接受南朝诗风的影响更多，但在艺术成就方面亦非同时的陈代诗人所可企及。《隋书》本传载：陈朝派傅聘齐，齐使薛接待，作诗赠答，“南北称美，魏收曰：‘傅所谓以蚓投鱼耳。’”两人赠答之诗均已散佚，但魏收所评未必无据，说明此时北人之诗已不再在南人之下。入隋以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我们现在论隋诗，首先提到的只是卢、薛和杨素等人，至于来自南方的诗人似乎没有什么名篇为人传诵。因此历来论隋诗者多推崇一些北方籍作家而对南方籍作家评价不高。应该承认，这种看法是符合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的。近年来，有些人为了重新评价“宫体诗”，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直到南北朝末期，似乎北朝诗人的成就还没有赶上南朝。这种看法似有偏颇。应该承认，过去的论者全盘否定“宫体诗”是不妥的。但所谓“梁陈宫体”，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宫体诗”的倡导者萧纲以及其弟萧绎等人用细腻华丽的笔法去描写妇女体态的诗，有个别作品内容不很健康，但总的来说，多数作品还是好的。这些诗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技巧，这些功绩确实不应抹杀。在这些诗人中，尤其是萧纲，其才华实亦不容低估。不过据此来说明南方诗人高于北方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萧纲卒于大宝二年(551)，下距隋文帝代周还有30年，距平陈还有36年。北朝诗人如卢思道的一些好诗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出现的。与此同时，南方诗坛却处于极度的衰落。陈叔宝和他身边那些“狎客”，自然称不上有什么好诗，就是颇具才华的江总其值得称道之作，除了梁末避难广州时所作外，只有入隋从长安南归后感叹兴亡的几首最具真情实感。至于他在陈代的一些诗，亦乏佳作。其实江总自长安南归后，其诗亦兼采北音，如《南还寻草市宅诗》中“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二句，实取其在北时友人元行恭《过故宅诗》“唯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的句意。这说明南方诗人已不能轻视北人。到了隋代，由南入北的诗人如虞世基诸人之作，已难与卢、薛、杨等抗衡。甚至唐初的诗，人们常常传诵的大抵为王绩、魏征等人的几首，而稍后的“初唐四杰”中，只有骆宾王一人是南方人，王勃、杨炯和卢照邻皆出自北方。这些情况都说明北朝文学到了南北朝末期已赶上和超过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