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殊性及二十世纪研究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原始资料非常有限，可是依然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情有独钟。在这一有趣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其显而易见的一点而言，有可能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及近百年的研究特点。魏晋南北朝文学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存世资料的多少，而在于这个时期的文学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第一，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看，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表现得最为活跃。所以能够形成其多元化的特色，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战乱此起彼伏，朝代更替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很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相对而言，政治权力对于文化事业的干预比较少，思想文化就必然呈现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中，就当时文学的发展而言，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回归文学的非功利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摆脱政教的束缚，将文学视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的完美，这些都的确是这个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此前的文学迥然有别。第二，与上述特点直接关联，这个时期的文学呈现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传统儒学的分化、新兴玄学的繁荣、外来佛学的传播，为当时文人雅士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士大夫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变异。一个时期内，生活的怪异化，思想的极端化，形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特征。怪异化、极端化的结果，就构成了具有“张力”的态势，就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就形成了后世看到的丰富多彩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这样说，并不是指这个时期的文学总体成就特别大，而是说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其文学成就各有高下，而文学个性却异常鲜明突出。祢衡的癫狂放肆，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潘岳的“乾没不已”，陶渊明的“质性自然”，谢灵运的躁动不安，如此等等，均在文学史上堪称一“绝”。个性的张扬，表现在文学理论主张上，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对独创性的自觉追求。曹丕所说“诗赋欲丽”等“四科不同”，陆机所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皆意在张扬文学个性。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这种传统的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思想。在这样一个传统势力极盛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提出文学个性的问题，往往意味着儒学的式微，意味着摆脱束缚和自由发展的新的趋势。《世说新语》《搜神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三千余年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绝后的。曹操诗歌的雄浑悲凉，陶渊明诗的平淡自然，玄言诗的“微言洗心”，宫体诗的缠绵悱恻等等，均以其特立独行而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皆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极”而无愧。第三，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唐代文学的繁荣。即以多种文体的萌发产生与发展成熟而论，“永明体”出现对于近体诗的成熟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六朝小说的繁荣为唐代传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代骈文更是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第四，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高度繁荣，被视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黄金时代。所以这样说，就在于它的基本形态、主要范畴、理论框架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非常重要的创始阶段，或者说是它的成形阶段。

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就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拉开了距离。唐宋以后，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什么总是受到歧视、贬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儒家的思想观念作为评价文学的重要标准。明清人评诗论文，总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我们看《古文辞类纂》，有先秦两汉古文，有唐宋以后的文章，却绝少有魏晋南北朝文。20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也是以这个观念来贬斥魏晋南北朝文学。所不同的只是不仅限于儒家观念，而是新时代的政治评价的标准，譬如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等，这其中依然蕴涵着儒家的重道轻文的传统观念。

至于说到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特点，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各个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与中国政局的变化紧密相关，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为第一个时期。从指导思想来说，就是试图运用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来考察建造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譬如作家生平创作、仕宦交游以及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创作倾向等，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作品的本身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近、现代中国第一部断代文学史，虽然书中叙述颇为简略，但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风气的嬗变，有精到的概括。与刘师培几乎同时，鲁迅亦致力于魏晋文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整理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辑成《古小说钩沉》，并编校《嵇康集》，对魏晋史事及文学有深入研究。其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浓缩了他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看法，并且开创了对魏晋文学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的综合研究的先例，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至四五十年代，有王瑶对这一时期文学再做细致深入研究，发表了《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风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三书的基本思路秉承鲁迅的研究，并加以发挥、补充、扩展，论述更具体，系统性更强，对魏晋文人及文学风貌的把握更确切。以上三位人物及其著作，在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还应提到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和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这两部书对20世纪乐府文学的研究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第二个时期。客观地说，这个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影响深远的重大突破，只是在某些资料整理工作中取得一定成就。譬如陶渊明资料汇编、三曹资料汇编等，对于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另外在文学普及方面也做出一些成绩，如本时期的一些诗选、赋选，当时颇有影响。这个时期强调“批判地继承”。展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衡量文学的几个标准，即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拿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家和作品。当然，这一原则不仅仅适用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而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性原则。用这些基本原则肯定或否定作家及其作品，就脱离了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作家的面貌和作品的价值，而是在于批判，在于从中找出所谓的精华和糟粕。这样做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评判标准，且无限扩大，很容易扼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殊性。当然，这一段时间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譬如关于《文心雕龙》的讨论，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风骨”“三准”等)展开讨论，发表了好几篇有深度的阐释文章，迄今为人称道和征引。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第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研究领域的多元化，研究观念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王运熙、杨明所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是一部文论专史，此书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的论述很全面，对材料的梳理抉剔颇为详明，对于有关文论著作的阐释稳妥精当。曹道衡的著作特色在于对有关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清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文学史面貌作重新描述，因而具有了开拓品格。罗宗强的研究侧重在文学思想史，其特色在于眼界比较开阔，不仅仅就文论着眼，而是从广阔的社会风尚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文学思潮，是对于鲁迅和王瑶的继承，并且有所拓展。还有葛晓音的研究，其特色则表现在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的准确、细致的把握和对于影响文学发展诸多因素的全面深入理解方面。李剑国的“先唐”小说整理成绩也很突出，其资料收集之完备、梳理考订之精细，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1999年，我们曾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求教过罗宗强、曹道衡、徐公持先生，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①。以上所论，部分源于这次访谈，但更多还是我们的一些肤浅想法，希望能藉此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共同探索的兴趣。

注释

① 参见《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分期·评价及其相关问题》,刘跃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