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挥手之间，百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倏然而逝。站在新世纪的前沿，回顾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状况，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中古文学”的概念问题，它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否可以画等号等等，依然值得重视。东汉迁都洛阳，文化中心随之东移。与西汉文化相比，东汉文化由过去儒家一统变为儒释道三分天下的局面; 传统的儒家思想已不再为士人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其神圣的光环失去了色泽，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才有可能从传经布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走向独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排比大量材料，梳理了汉魏风尚变化，揭示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魏晋风度多源于东汉。既然如此，我们认为，用“中古文学”取代魏晋南北朝文学似乎更为合适，而它的研究上限，应当始于东汉迁都。
确定了中古文学的时间断限，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古文学实际就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尽管这种发展与繁荣还很不平衡，但是它却遥遥预示了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到来。从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重新来审视中古文学的发展，就有许多使人感到振奋的新课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第一，宗教与中古文学的关系。季羡林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到：“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现，当然就是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古知识界的巨大影响。研究中古文学，就无法绕开西域文明、印度佛教影响的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刊发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此有具体的论述。使人高兴的是，已经有不少中青年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尝试。道教问题，更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近年粗略地阅读了几部《道藏》中的名著，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几乎还是一座未开垦的富矿。当然，这部大书自身存在的问题殊多，线索繁乱，许多材料令人将信将疑。首要的任务就是摸底、溯源，在对有关史料进行必要辨析的基础上，清理出大体可以信据的发展线索。至于对有关专题的探讨，比如道教在江南的流传及对士人的影响等，更有待于来日。这方面，中国大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奋起直追，是可以拉小差距的。这就需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
第二，东汉文学研究有待加强。这里不仅仅是指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包括对这一时期文体、文风、文人集团的研究，还包括对这一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汉的文化重心开始由官方下移到民间。比如汉魏时期许多野史在民间的流传，就反映了这种情形。这些野史笔记，不像是某些文人的胡编乱造，有许多内容，并非面壁虚构。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某些贵族因败落而流落民间，许多宫闱秘事就这样在世间流传开来。这有点像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天宝遗事”纷纷在世间流传一样。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经失控，从而给各类野史乘机而出提供了机会。其影响所及，遍及民间。这就使得东汉文化具有明显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特点。平民文学对学术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需要我们给予解答。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联，传统的研究课题，并未因为时代久远、研究基础雄厚而失去它特有的魅力。比如经学问题，东汉以后迅速分化。马融在这中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许慎、郑玄等治古文经学，但并不一概排斥今文经学，同时，对于道教的东西也多所吸收(参见饶宗颐《〈太平经〉与〈说文解字〉》)，反映了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的通融。这些对于文学风尚的变化起到何种程度的影响，都还是问题。又比如传统的小学研究，过去偏重于经史上的材料。近代学术界对于俗字俗语研究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蒋礼鸿、郭在贻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而《汉语俗字丛考》《六朝别字记新编》《中古汉语研究》等书，又促动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下层文化的兴起，必然在当时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方言土语，还有别字俗字进入书面文字中，当时人就已经感到颇难识别，所以有《方言》《释名》《通俗文》之类的书纷纷问世。这些书面文字，历代传抄，许多别字被误认，代代相承，特别是有了刻版印刷之后，就几乎约定俗成，没有人再怀疑它的正确性了。事实上，根据后来发现的大量汉魏六朝碑帖简帛所示，许多俗字是很容易产生歧异的①。中古文学研究应当充分借鉴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对我们的阅读文本进行必要的审理。
第四，必须加强对资料搜集工作的重视，因为这是决定我们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大体可以归为四类：一是总集类，二是别集类，三是小说文论类，四是资料类。除此之外，研究中古文学，还必然要涉及另外一些相关的重要文献。像“正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及南朝五史和北朝四史，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典章制度如《通典》等，这些文献资料不仅是作家生平研究的渊薮，也是作品背景考察的重要依据，藉此还可以考察中古政治、文化风尚变迁的轨迹。这几个方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情况，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已经有所论及，这里不必赘述。最近又在《新国学》第二卷发表《归于平淡后的思考》一文，就目前研究的趋势，着重对于中古文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设想。
(一)资料系统化。其一，总集的重新整理。诗集已有逯钦立的辑校本，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却始终没有人作系统的整理，其漏辑、失考、误编、重出以及失校等问题，触目皆是，不下一番清理的功夫，使用起来甚感不便。至于新近发现的资料更是层出不穷，重新编校唐前文章总集应当列入新世纪的首要任务。其二，别集的整理可视不同情况而定，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不妨依照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体例，辑校先唐诸家文集，每集应尽可能完备地汇总各类资料，如著录、版本、集评、年谱等。这样，一编在手，资料皆备。另外，还可以有选择地对一些重要作家的集子详加笺注。现在看到的中古文学别集，很多是明清人的旧注，问题不少，应当吸收当今最新成果，重新笺注。这方面，四川大学部分中青年学者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其三，文献考订类的基础性工作应大力加强。《汉魏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至今仍不可替代，近年又出版了《中古文学系年》《东晋文艺系年》《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都必将大大推动中古文学研究的深入。目前，《先秦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史》和《魏晋文学编年史》正在积极撰著之中，相信这些论著的出版，必将有力地带动这段文学史研究向纵深进展。
(二)检索科学化。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科学化的时代。可惜我们的中古文学研究者多还处在手工操作阶段。我们的许多著作，尤其是一些文献考订著述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观汉记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校》《九家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汉唐方志辑校》《两汉纪》等都未备索引，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至于大量的宋元明方志，如台湾影印的方志丛刊、文物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等，卷帙浩繁，由于没有索引，读者每每“望书兴叹”。加强科学化的检索工作，当今已势在必行。因此，编纂《魏晋南北朝文学家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此外，通过计算机建立学术资料库并如何利用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如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简帛金石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可惜这些现代化的资料信息库，还未能有效地得到开发和利用。
(三)学术国际化。几十年来，我们过分热衷于学术的政治化，而今又被商品大潮冲击，把学术商品化，迫使学术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走向庸俗化。对此，大多数学者都有切肤之痛。还有一个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学术研究的相对封闭性。汲取经验教训，需要研究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就研究界而言，即使一时难以看到原著，至少应当借助于国外工具书跟踪国际汉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更新知识结构，拓展研究领域，拿出高水准的学术力著走向世界。就出版界而言，应当为研究界走向世界搭桥铺路，将国际汉学的重要成果有系统地翻译出来，或者是加以评介，汇集成帙，相信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1995年，在《文学遗产》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刘跃进曾作过一个专题发言，结尾是这样说的：“七十多年前，王国维曾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①上古、中古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寂寞的领域，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谈，也许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近十余年辛勤的耕耘，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培养了一代代新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对于未来，我们应当抱有乐观的态度，毕竟，前程还是美好的。”当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对此更是充满信心。
注释
① 参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二,载述学社刊物《国学月报》第二卷(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