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文学的政治原则
从以上文学政治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唐代文学在涉及政治问题时形成的一些基本思想原则和创作原则。其中，以下两方面问题尤为重要。
维护统一与忠君尊王。唐继隋实现了全国统一，歌颂国家一统在初唐宫廷内外诗人的创作中便是一个重要主题。在武周夺政等一系列政局变动中，维护统一事实上成为士阶层成员唯一可恃的政治信念。正是依赖于此，在忍受政治残杀和人格堕落的同时，文学仍能保持一种积极昂扬的格调，陈子昂的创作便是代表。在唐祚兴复之后，特别是在玄宗时期，统一信念得到思“唐德”、反篡逆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日益深入人心。李白《金陵望汉江》：“六帝沦亡后，三吴不足观。我君混区宇，垂拱众流安。”便是这种信念的艺术表现。在抵御随后爆发的安史叛乱中，这种精神力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杜甫《夔州歌十绝句》：“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有力地说明了安史叛乱为何必遭覆灭的原因。此后，维护统一、削平藩镇成为中唐政治斗争的中心，也始终是士人文学最关注的主题。
在汉末以来“孝先于忠”观念的影响下，文学中根本无所谓“忠君”主题。隋唐统一之后，忠君思想原则得到确立。但由于纵横王霸思想仍有影响，唐前期文学中的君臣主题一般仍表现为希求“明主”的赏识。李白诗中一再重复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风云感会起屠钓”(《梁甫吟》)，便属这种类型的幻想。当这种幻想破灭并在诗歌中转为对政治黑暗的揭露时，如何对待与“明主”相关的种种政治问题，便成为诗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杜甫在《丽人行》中揭露“赐名大国”、“后来宰相”之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直斥“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已涉及君主的政治责任问题。但恰恰在同一诗篇中，诗人着重强调了“生逢尧舜君”、“圣人筐篚恩”的忠君观念，表明他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决心维护作为社会秩序代表的君的神圣地位。这一主题又因抗击安史叛乱的斗争而获得进一步发展，表明在维护统一和政统合法延续、反对分裂和篡逆的斗争中，“忠君”已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在中唐民族矛盾、军阀叛乱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尊王攘夷、尊王肃藩成为首要的政治目标和思想原则，从而也规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唐代文学所确立的这一政治原则，在宋元明清几代更得到统治阶层的有意强化，成为决定文学价值取向的一个基本标准。
直辞咏寄与比兴托讽。洪迈所谓“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说明了唐代文学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杜甫的政论诗和元、白讽谕诗的产生，都与唐代的特殊时代条件有关。不但文人创作如此，民间话本《唐太宗入冥记》以玄武门之变为题材，借助佛教的地狱恐惧谴责统治者杀兄虐弟。许多宫禁题材如《长恨歌》故事，都首先来自民间无名者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唐诗人才敢于直辞咏寄，谈论各种政治问题。宋以后文人对此颇感不习惯，以致指责杜甫、白居易之作“几于骂矣”(洪炎《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当然，君臣尊卑、礼法纲纪等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在唐代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文人作家也必须遵守。
以陈子昂的“兴寄”说为起点，唐人在针砭时政、抒写愤懑时也提倡使用比兴寄托手法。在某些特殊环境下或针对某些特殊问题，文人也往往采用寓言托讽之类写作方式。此外，由于《文选注》对前代作品采用比兴释义，在其影响下单纯从景物隐喻角度解说诗文、附会政治道德含义的风气在唐代也有所流行，反过来也影响到创作。在唐人的比兴寓言之作中，有些作品题旨明白，政治寓意清楚，如陈子昂的《感遇》诗，柳宗元的寓言作品，白居易讽谕诗中的某些作品; 也有些作品题旨含混，“惝恍莫测”，如李白《古风》和乐府诗中的某些作品，李商隐的某些咏史诗和无题诗。还有些作品本来可能并无深曲政治寓意，但在解释中附加了别种含义，如对李白《蜀道难》本事的考求，对韩愈某些寓言诗、咏物诗的解释等等。在写作中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有些确实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也有些可能牵涉到私人恩怨或党派摩擦中的讳避，还有些恐怕纯粹出于作者个人的审美爱好。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牵涉到对作者创作意图的猜测，很难做最后判断。但以上所说的唐代的一般政治环境和创作惯例，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比兴释义方式在应用于文学阐释中日益走向极端。如五代释中虚的《流类手鉴》中“物象流类”部分，对各种物象均赋予道德喻义：“日午、春日，比圣明也。残阳、落日，比乱国也……春风、和风、雨露，比君恩也。朔风、霜霰，比君失德也。”这种解释方式直接体现于对唐代文学作品的阐释中，往往对作品深文附会，歪曲原义或不适当地加入某种政治含义。如宋人释杜诗“车马何萧条”者“伤君弱臣强也”，“蚯蚓上深堂”者“是小人在朝也”(《历代吟谱》引尹洙说)之类。尽管宋时已有人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黄庭坚《大雅堂记》)，但直至近代，这种倾向并未得到有力克服。
在把握唐代文学的政治主题时应当注意，一方面，唐人保有相对多的创作自由，可以在创作中直言政治问题乃至宫禁题材;但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创作惯例，人们一般只在特定范围(通常由诗题标明)的作品中，才直接谈论政治问题，表达批评意见，不大可能不分场合地在咏物写景中随意加进讥讽之意。后代有些注家一味深文穿凿，称某些诗人之作暗刺宫闱秘事乃至君主本人，实不足据。在后代文学中，唐人讽谕精神和直辞咏寄方式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力度明显削弱;比兴传统的影响更为广泛，但也导致用意深奥或过于隐曲等等偏向，在文学阐释中的流弊则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