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与历史文献·石刻

隋唐五代崇尚刻石埋铭。石刻品目繁多，较主要的，一是陵墓前的神道碑，仅限于有显赫官位者可立;二是藏于墓穴中的墓志铭，士庶皆可，形制不一，僧人塔铭为其变体;三是造像记，是净土崇拜兴盛后的产物，文字大多较简率，内容均为禳灾祈福之类，有文学价值的不多;四是刻经，儒家有开成石经，佛家有房山石经，中唐密宗兴起后，流行刻《尊胜陀罗尼经》和经幢，存下来的很多;五是诗词题名，唐代还不算极盛，但与文学多有密切联系。宋代金石学兴盛，汉唐石刻发现很多，在欧阳修《集古录》(《欧阳文忠公文集》本)、赵明诚《金石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金文明校证本)、朱长文《墨池编》(《四库全书》本)、郑樵《通志·金石略》(中华书局1995)、阙名《宝刻类编》(《粤雅堂丛书》本)、陈思《宝刻丛编》(《十万卷楼丛书》本)、王象之《舆地纪胜·碑记》(《粤雅堂丛书》本)等书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唐代碑石，只是可惜当时没有人像洪适《隶释》录汉碑文字那样录出唐石刻文字，至今宋人所见十之八九已不知所在。元明两代石学不盛，可提的只有篇幅不大但录唐诗文颇多的陶宗仪《古刻丛钞》(《知不足斋丛书》本)，以及赵崡的《石墨镌华》(《知不足斋丛书》本)。清代金石学鼎盛，研究唐石有四类著作值得重视：一是目录类，如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平津馆丛书》本)、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同治刻本)、吴式芬《捃古录》(光绪刻本)等，记录唐石数量很可观;二是题跋类，重要的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四库全书》本)、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曝书亭集》本)、叶弈苞《金石录补》(《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嘉定钱大昕全集》本)、武亿《授堂金石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等，多出名家之手，颇多特见;三是地方金石类，如阮元《山左金石志》(嘉庆小琅嬛仙馆刊本)《两浙金石志》(文物出版社影印道光刊本)、沈涛《常山贞石志》(道光刊本)、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影印光绪刻本)、刘喜海《金石苑》(录四川石刻，道光来凤堂刊本)等，石刻散在各地，地方的收集常有稀见的珍品;四是集大成的录文汇跋类，王昶《金石萃编》(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扫叶山房本)尽管录文未尽臻善，但在金石史上，确是划时代的著作，稍后的陆耀遹《金石续编》(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扫叶山房本)、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希古楼刻本)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稿本)、端方《匋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本)等，所收都极其丰富。民国间，因陇海线施工，北邙古墓群多被发现，加上各地的陆续新获，隋唐碑石有许多新的发现。罗振玉在中原一带广收碑拓，所得甚丰，先后编印《芒洛冢墓遗文》(五编)《东都冢墓遗文》《山左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京畿冢墓遗文》《中州冢墓遗文》《唐三家碑录》《昭陵碑录》《海东藩阅志存》(罗氏各书均有自刊本)等大量专书，保存了可观的唐人文字。民国间张钫《千唐志斋藏志》收唐志达一千二百多方，李根源《曲石藏志》数量虽少，颇具精品，如著名的《王之涣墓志》《泉男生墓志》皆为其所有。张、李二家藏志当时曾传拓多本，分售各大图书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分别由文物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影印出版。80年代之后，因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和影印技术的普及，先后出版的汇录大宗隋唐碑志者有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书店1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陕西、重庆分册)》(文物出版社1994—2002)《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等，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参考的需要。据石刻录文的著作，则有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录墓志五千多方;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0)七册，均取石刻，存文约4200篇。石刻文献中记录了大量显宦名臣的事迹，保存了许多重要作家的逸文，其本身也多可考见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文风变化，对文史研究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