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两汉文学思想·对辞赋及辞赋作家的评论

汉代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带来了南北、中外文化的融合，整个时代充满一种豪迈的情怀，侈丽宏衍、铺陈扬厉的汉大赋的出现，正体现了时人的审美追求。一方面，受楚国宫廷赋作及楚辞的影响，作家们意识到语言自身抒情言志以外的另一种品性和风范。语言的铺排描述中所呈现的空前的张力和光华成为其创作的兴奋点。他们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必推类而言，极丽糜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这种形式上的错彩镂金之美以及内容上的大、全、尽要求，体现了赋家“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气魄和能力。另一方面，出于对儒家正统诗教的认同，“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以及苦于摆脱被帝王“以俳优蓄之”的尴尬境地，赋家力求在大赋中发挥文人针砭劝讽的作用，于是汉大赋呈现出“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病态美，产生欲讽反劝的实际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爱美”与“尚用”的胶着使文人感到极为困惑，扬雄早年和晚年对汉赋的评价所呈现的变化过程颇富代表性。他在 《答刘歆书》中说自己早年“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喜作辞赋，且肯定其讽谏意义。然而，“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因此，晚年扬雄以为赋是“童子雕虫篆刻”，理应“壮夫不为也”。总结辞赋创作，他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批评辞赋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靡丽之风。

两汉文坛有一场令人颇为关注的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论争。这次论争时间颇长，见解不一，争论激烈，“由前期的高度赞扬到中期的批评否定，正是文学思想发展由以道家为主转向以儒家为主的重要标志”^①。最早对屈原及其作品做出评价的是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他对屈原深表同情，认为屈原不为社会所容是因为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这一看法很明显是在强烈的倾诉中暗含自我伤悼。然而贾谊认为屈原的悲剧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在贾谊看来，“远浊世而自藏”才合乎圣人之神德，这是很明显的道家人生态度。贾谊之后有淮南王刘安。刘安曾召集门客编成《淮南子》一书，此书思想颇杂，兼容儒、墨、道、法，但主导倾向仍属道家。其文学思想有对老庄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含儒家思想成分，反映了汉初儒道合流的特点。据班固《离骚序》云：“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肯定其“怨刺”的精神以及寄托遥深的比兴手法对《诗经》的继承，同时他赞扬屈原“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与日月争光可也”，显示出他本人超然自洁的道家观念。

西汉末年的扬雄是汉代著名的大儒，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强调文学创作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和六经为楷模，这正是汉代独尊儒术思想欲将文学完全纳入其礼教轨道的典型表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扬雄虽同情屈原的遭遇，总体上肯定其作品，但认为其作品“过以浮”、“蹈云天”(《法言·吾子》)，批评其文词华丽以及上天人地的浪漫主义描写有异乎经典的倾向。同时从儒家君臣之道的观念出发，认为“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对其以死殉国心存非议，认为自恃才高、以死抗议是跨越臣道的表现。

东汉初年的班固继承并发展扬雄的思想，肯定屈作“弘博丽雅”，认可其艺术形式的美，但对其愤恨沉江和作品的张扬怨刺深致贬抑，认为他“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离骚序》)，不合臣道。认为其作品中的神话传说题材“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班固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上，这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班固是东汉儒学神学化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曾主持编纂《白虎通义》，正式确立了儒学的神学化地位，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奉旨修《汉书》也是严格贯彻儒学的思想原则。但班固结合文学创作发展实际进行文学理论的探讨，特别是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实质的揭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

东汉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表现出文学批评经学化的倾向，颇具代表意义。他发挥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另一面，认为忠君就应当直谏，甚至不惜“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楚辞章句叙》)，与班固对忠君的理解不大一样。至于对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传说，王逸认为这不违背儒家经义。然而为肯定屈原作品的价值，王逸将《离骚》中的题材用语同儒家经典一一对照，互相比附，这种做法却牵强附会，滞碍难通。从这一点看，王逸似乎比班固在经学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注释

①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卷)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