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幕府·文人入幕和诗歌创作
第一，使府文人的诗歌风尚。因为入幕文人是一群体，他们的创作常常表现为带群体特征的文化行为。比如幕府文人的诗歌唱和以及与幕府相关的大量送别诗的产生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1.使府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形式——文人唱和诗的内容及其规模，说明使府文人的集体创作在繁荣地方文学创作、促进文学流派多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使府唱和诗空间分布和时间排序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安史之乱前，地方性的集体创作甚为少见;幕府中文人集体唱和的形式以大历为始，渐次增多，而主要盛于南方;北方方镇虽有一些重要文人入幕，除极个别例子，大多为个体的创作; 以方镇或上佐为代表的幕府文人领袖在诗歌唱和中起了相当的倡导作用，但和地域环境相比，文人领袖的作用显得次要一些;文人唱和的对象以地方风物为主;从阶段性看，参加唱和的文人由松散到相对集中，大历贞元时使府唱和吸收了大批游士和地方文人参加，其后渐变为以幕府宾主为主的唱和，使府唱和由松散的人员构成过渡为以幕府人员为主体相对稳定的文人团体，这就暗示相对独立而稳定的文学流派的形成。2.以文人入幕出幕为主要内容的送别诗。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行人成了诗的传播者，诗人的创作就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空间，使原来定点的诗歌创作得到广泛的传播，有了更为广大的诗才竞争空间。送别诗具有的介绍或推荐的作用，使它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此时诗在一定意义上已由抒情言志转变为实用工具。
第二，文人入幕与盛唐边塞诗。考察盛唐文人入幕的实际，我们可以重新来检讨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从上述的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以前，入幕人数很少，而且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绝大多数还称不上是文人，如高适、岑参者实为少见。因此说盛唐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实缘于文人个性和经历。通常对盛唐边塞诗繁荣的时代风气的解释，远不如个性经历的解释近于实际。这样，我们会对高适、岑参入幕经历及其诗歌做出重新评价，特别是岑参走到“绝域海西头”，其精神勇气让人钦佩，可谓是唐代诗人探险家。他的入幕对他诗歌风格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必须越过早期梁陈体的写作经验，塑造自己刚劲奇伟的风格;克服传统边塞诗模拟的陈规，不用乐府古题立题，根据内容自立新题，并致力于用七古的形式创作边塞诗; 他敢于向同时代边塞诗的优秀诗人挑战，不再把边塞诗仅仅看做反映边地苦寒和对边地战争的态度，而在边塞诗中展现西北边地的奇异风光、中亚的风俗人情，大大拓宽边塞诗的表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