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古玩器皿·文房四宝

笔 “文房四宝”以笔(图382)领首，因为毛笔曾经是千百年来每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赖以创作的最重要的工具。

中国制作毛笔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毛笔使用的痕迹——在出上的陶器上，可以看到6 000年前毛笔描绘的图案。现在已发现的最早毛笔实物，是战国时代的楚笔。早先的笔，以木为杆，以兽毛为笔头，笔头中心有枣核状的小木心;笔头和笔杆是可分离的，笔尖磨损，可以拆线卸换。后来，制笔技术改进了，去掉了中间的木核，才形成今天这样的笔头，笔杆也相应地固定下来。毛笔笔杆通常以竹为之，王侯之家为炫耀财富，往往以名贵木材，或象牙玉石，镶金嵌玉，一枝笔往往价值连城。由于制笔讲究选毫和制作工艺，历史上制笔的名家往往集中在几个地方，甚至几大家。传说秦代大将蒙恬是制笔能手，秦始皇封诸管城，累拜中书，故毛笔又有“管城子”、“中书君”等称呼。汉代著名书法家张伯英，亦是制笔高手。相传魏晋时代有的书法家非伯英笔、伯臣纸、韦诞墨不书，足见时人推重。唐宋时期是制笔业的繁荣时代，当时全国制笔中心在安徽宣城。明清以后，浙江湖州笔继之崛起，“湖笔”被认为是笔中上品，蜚声海内外。

毛笔的种类有很多。根据大小，可分为小楷、中楷、大楷、条幅、斗笔、楂笔、抓笔等;根据笔毫质地，可分为硬毫、软毫与兼毫。硬毫指用质地较挺健、弹性较好的兽毛制成的笔，有狼毫、石獾、鼠须、猪鬃等;软毫有羊毫、鸡毫等;软硬混合型的兼毫，有七紫三羊、大白云等，中柱以硬毫为之，副以软毫，这样性兼二能，初学书画者用之，易为得心应手——因为硬毫笔弹性大，不易控制，书画线条易刻削瘦涩;纯羊毫则弹性小，一按即倒，没有一定功力亦难驾驭，只有兼有软硬特性的中性笔，方能挥运得力。

毛笔的结构，以中毫为柱，四围为副;副毫中又以健者为心，柔者为被;中柱主力，副毫主腴。笔毫从各种兽皮中采选，一支好笔，往往从上百乃至上千张毛皮中择选精料，所以古谚有“千万毛中选一毫，紫毫之价贵如金”的说法。笔工制笔与书家选笔，以“尖、齐、圆、健”为四德。“尖”与“齐”，就是古代笔偈所称：“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锥，齐似凿。”笔尖聚则似锥，化开平铺，则齐平似凿，说明中心柱毫齐整;“圆”指笔尖体圆，以柱为中心，四围副毫厚薄停匀，四方力全，这样挥运才左右得力，不致偏缺;“健”指毫的质地挺直，富有弹力。一支好的毛笔，能使书画家如虎添翼，创造出优美的线条和富有艺术意味的墨像。因此古来书画家及侵染翰墨的文人墨客，都好收藏名笔;书画爱好者也喜选用佳者，否则钝刀斩牛，就难以领略中国书画艺术的奥妙了。

墨 墨是中国传统文字书写的媒介物，也是中国书画艺术的色彩。在书法与水墨画中，千变万化的线条与云水氤氲的墨韵，都是靠墨(图383)这种只有一种颜色但具有无数层次色韵的神奇之物来表达的;在传统着色中国画中，色彩也只是起着稍加点染的烘托作用，无论人物山水抑或花鸟，墨的线条勾勒与皴染，是画的主体，工笔画如此，泼墨写意，更不例外。

中国制墨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祖先就学会选用天然矿物颜料，作为器皿装饰描绘之用;殷商时代的出土甲骨、玉片上，已有墨书笔痕;从西周时代开始，史籍有了制墨的记载，传说始制墨者为刑夷。秦汉时，庞大帝国的运转与各方面需要，推动了制墨工艺的改进和推广，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墨还没有固定形状，只成散粒型，故尔汉儒赵壹在其惊世之作《非草书》中讽刺当时儒生专习书法荒疏圣业“日数丸墨”。当时墨丸搁在砚石上，还需研石在砚中碾压。直到东汉后，墨才逐渐炼压成墨锭，以便研磨。三国时代是制墨业的飞跃时代，制墨名家韦诞，改进了制墨工艺，提高了墨的质量。史传韦诞墨“一点如漆”，后代制墨名家，便把韦氏奉为制墨鼻祖。唐宋以后，文化鼎兴，制墨业亦随之繁荣，名家辈出，如南唐奚超、奚廷珪父子，改进制墨法，得到雅好书翰的才子帝王李煜的赏识，赐国姓李，终以制墨成巨富。后代藏墨家，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叹。随着制墨业发达，墨的选料、工艺越来越讲究，实用的墨锭，后来发展成为鉴赏的工艺。精巧的墨家不但精提细炼，而且把墨块制成各种形状、图案，镂刻微雕，这样收藏古墨，亦成为一种文士风雅，风流相传，直到近代。

墨的种类主要有松烟与油烟两大类。它们都是通过墨窑燃烧原料，提取烟熏而积的黑色粉末，经捣杵提纯加皮胶调制而成。松烟墨的原料是带脂油的松枝，胶轻质细，色黑无光，显得清淡古雅，宜于临仿古画;油烟选用桐油、猪油等动植物油燃烧提制，墨色黑而有光泽，宜书宜画。此外还有一种用油漆烧烟提制的漆油，是墨中之珍贵者，墨色乌黑发亮，奕奕有神。不同种类的墨，色彩有细微变化，书画家根据自己表现需要，可以选择使用。中国古代的制墨家，还别出心裁，发明了既可以作书作画，又可以止疼治病的药墨，如在中国传统制墨业中极负盛名的安徽胡开文墨店，在清代曾生产一种“五胆八宝”墨，这种墨配入了冰片、麝香、蛇胆等珍贵中药，可外敷止疼消炎，研磨时幽香阵阵，层层推来，沁人心脾，爽爽提神，助人雅怀。近年来，这种绝世已久的奇墨，又由它的母家——安徽制墨老字号胡开文墨厂恢复生产。

自古选墨，以磨面紫光为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泛白光则下等劣墨矣。磨出新面若有气眼，说明捣炼不精。研墨要慢，古语谓“握笔如壮士，磨墨如病夫”。轻按慢研，发墨才细腻。近代以来，墨厂已研制出墨汁成品，供书画家与日常生活使用，好的墨汁，挥洒起来，满室幽香，煞是宜人，如北京的老字号一得阁，已有100多年的墨汁生产历史，驰名中外，颇受海内外习书画者欢迎。

纸 造纸(图384)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2 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中国就出现了书写用麻纸，不过当时的制纸工序复杂，数量极少。到了东汉和帝时代，蔡伦改革造纸术，用树皮、破布作原料，大量生产，这样纸才广泛使用于民间，后来还通过丝绸之路和波斯湾，传到欧洲。造纸术的发明，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无论是中国书法，还是中国画，它们的美妙艺术意境，都是仰赖具有特定性能的中国宣纸而创造的。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他著名的书学理论著作《书谱》中谈书法创作的“五乖五合”，其中一合，就是“纸墨相发”。好纸加上好墨，书画家挥运起来，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中国传统刻印典籍与书画，从唐代开始，逐渐使用纸中上品——宣纸。宣纸之“宣”，乃因盛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宣纸种类繁多，以纸性分，有生宣和熟宣两大类：生宣纸性柔软，透水力强，笔墨效果好，毛笔在纸上运动，一点一画，都留下清晰的墨痕，适于国画与书法创作;熟宣比生宣多一道工序，纸张加工完成后又经一道矾水，因此吸水性较弱，一般适于工笔作画。传统书法用纸，还有染 上颜色，洒上散金、云母等制成的冷金笺、云母笺等，这些散发着传统书斋文化幽香、富有装饰意味的书写用纸，今天已经不多见了。按照不同的工艺和材料，宣纸分单宣、夹宣、净皮、玉版、罗纹等多种，好的宣纸纸性柔软，纹理细腻，古人所谓“薄如蝉翼”、“滑如玉版”，把笔临池，抚霜履素，真乃人生一乐，所以历代文人雅士，都与书画艺术有不解之缘。宣纸的原料，主要是树皮，有的纸从捶捣纸浆到烘压出纸，据说要经过170多道 工序，过程十分精细，难怪它的张力、纸寿，都远远超过近代大机器生产的胶版纸。人们现在看到的20世纪20～30年代的新版书籍，纸张大都已发黄、变脆，不出百年，也许它们将变成粉末，但用传统工艺纸张印刷的宋版书，至今已历1 200多年，纸质依然不变;中国书法史上传世最早的纸本墨迹陆机《平复帖》，距今已有1 500多年，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砚 砚台(图385)和毛笔一样，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是每一个中国家庭离不开的东西。近代以来，西洋自来水笔传入，毛笔逐渐退出日常生活舞台，所以对当代普通中国人来说，它似乎已是一件古董了，然而在书画家的书斋里，它依然是文房重要一员。尽管现代书画家越来越倾向使用现成的墨汁，但道行高深的老书画家，还有喜欢研墨作书、作画者，似乎一方古砚与一柄佳墨，挥毫前徐徐研墨，也是一曲艺术创作的前奏。中国制砚的历史也很悠长。早在秦代，就出现了砚工。汉代而后，各种各样的砚台，纷纷出现，有石砚、玉砚、瓦砚、陶砚、铜砚等。东汉以前，墨的形状尚不定型，所以那时的砚台中，都附一块研石——这种研石直到魏晋以后，墨的形状固定为锭后，才逐渐消失。与笔、墨一样，随着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砚的生产与使用也越来越考究，一块好砚石，砚工往往精雕细刻，加上山水、花鸟、虫兽图案造型，有的文人学士还刻上标榜雅怀的砚铭、诗、作等，使本来以研墨为目的的砚台，成为一种综合工艺艺术品，集诗、书、画、雕刻于 一身，散发出浓郁的传统文化幽香。

传统名砚，以广东端溪出产的端砚和安徽出产的歙砚为最，这两大名砚从唐代开始采制，已有1 300余年的制作历史，除了石质细腻、发墨快、不伤笔等优点，还有一个令人珍爱的特点，即砚石上自然纹理非常漂亮，有的满天星斗，有的秋云似浪，自然景观，叫人赏叹不已。随着近代墨汁成品的问世，这些价值连城的名砚，倾向于被当作 一种工艺珍品供人收藏与观赏。

西洋硬笔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传统的书写工具是用兽毛制成的毛笔。毛笔以及和它相配的墨、纸、砚，素被人们称为“文房四宝”。在3 000余年的悠悠岁月中，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字书写工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和绵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民族艺术的娇艳之花——中国书法与中国画，笔、墨、纸、砚、真正是样样是宝，一件都不可或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艺术的特殊工具，才使中国艺术那种与西洋美术截然不同的内在哲学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而使东方美术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据了不可抹煞和小觑的席位。

古玩器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实用和审美的功能外，它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民俗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尤为可贵的是，其中有些器物对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古代中国人的观念系统产生过重要影响。如玉在中国的产量并不丰富，但影响却相当深远。在中华文明的曙光阶段，玉器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玉的自然属性被人格化、道德化，一些特定的玉器象征着财富与权势，成为贵族阶层等级和身份的标志。用玉衣、瑞玉为死者敛葬，更给玉器罩上了神秘的色彩。玉被赋予种种超自然的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每每会有异乎寻常的表现，从女娲补天的五色石到引起列国纷争的和氏玉璧莫不如此。在中国的方块字中，凡以玉字为偏旁者，大都具有珍贵、纯洁、高尚、美好之意。

殷周为青铜时代的鼎盛期。那些造型精美、种类繁多的铜礼器具体地展示了当时的礼乐制度和宗法等级关系。铜礼器的多少有无，昭示着 一个人的身份等级，王公贵族无论生死必须严格遵守。由此不难看出，青铜礼器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传说夏代国君禹铸了九件大铜鼎，陈列于宫殿之外以教化黎民百姓，经殷周两朝，被历代帝王奉为传国之宝，珍藏于庙堂之内，以至于问鼎者遂成为不安好心的奸邪小人和侵略者的同义词。

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道统的传承，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一经与华夏文明碰撞，很快便被同化融合。以金银器为例，它似乎并不是炎黄子孙的发明首创，中国境内早期的金银器大都系舶来品。但输入的同时便是利用和改造的开始，金银器由仿制到局部的修改，由借鉴其技艺到纯中国形式的改进和设计，强烈地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意识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以夏变夷”、“洋为中用”的顽强精神在中国金银器的形态演化过程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曾有人根据瓷器的物理结构做出这样的预测，再过若干万年以后，在地球上唯一能够保存下来的人工制品便是中国人发明的瓷器。

上述几类古玩器皿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中国工艺美术的悠久历史和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诸多贡献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些器物散发出的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至今仍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