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长恨歌》之主题
有关《长恨歌》的主题，究竟是写唐玄宗与杨贵妃专一的爱情，还是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抑或是两者兼具，历来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白居易就自称“一篇《长恨》有风情”(《戏赠元九李二十》)，承认本篇是写李杨的爱情故事。赞同此说者认为唐时不为君讳，以李杨故事作为歌诗内容者很多。赵与时《宾退录》卷九：“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君讳。”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非。如白乐天《长恨歌》为明皇而发。”其《容斋随笔》云：“《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贺贻孙以为本篇与《孔雀东南飞》一脉相承：“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得来。”(《清诗话续编·诗筏》)第二种说法，以陈鸿《长恨歌传》为代表，有云：“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旧唐书·白居易传》亦以为《长恨歌》与新乐府诗一样，“皆意存讽谕，箴时之病，补政之失”，为讽谕之作。沈德潜亦主此说，谓：“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于丧国，应知从前之缪戾矣。”(《唐诗别裁》卷八)第三种说法以为本篇既写李杨爱情故事，而又寓讥刺之意。《唐宋诗醇》曰：“哀艳之中具有讽刺。”(《唐宋诗举要》卷二引)陈寅恪亦主此说，以为白居易与陈鸿共同构思歌与传，两者有明确的分工，陈传中补充了白歌所未涉及的创作缘起与目的。一歌一传，“本属一体”，“《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备，而为元白所擅长者。”(《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他并指出本篇与汉武帝宠幸李夫人的故事有类似之处，故白居易作新乐府《李夫人》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