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厢记》作者王实甫

元人杂剧数百种，在元代著名及演出者不少佳作，惟《西厢记》最为一般人所传诵。而北《西厢记》在明代刻本亦最多，是多数读者所喜爱的剧本，也是元剧中长篇巨型的剧本。

以作《西厢记》著名的王实甫，亦属于前期的元剧作家。《录鬼簿》著录王实甫次第第十，在马致远、吴昌龄后。但著“大都人”三字，不名官职及事迹。著录王作杂剧十四种，中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一种。相传《西厢记》五本，有关作王续、王作关续之说。谓王作关续者，因《西厢记》传为王实甫的作品，而第五本文笔不类，较差，遂谓关汉卿所作。以为关作王续者，因关汉卿时代较前，故而又移作此说。按《录鬼簿》于关剧六十种左右之剧目内，无《西厢记》一种。所以《西厢记》部分为关作实无所据。《西厢记》应全属于王实甫名下，而王实甫之时代应与关汉卿相接而略后，假定与马致远同时，定为1240?—1320?相差应不远。

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即贾仲明续《录鬼簿》)于王实甫名下除“大都人”外，多“名德信”三字。知王实甫名德信，字实甫，但仍未明官职。著录杂剧十二种，少《破窑记》及《娇红记》二种。

《太和正音谱》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著录杂剧十三种，无《娇红记》。

《录鬼簿》著录《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未注本数;《太和正音谱》著录《西厢记》亦未注本数。

今北《西厢记》共有五本，此为特例。相传吴昌龄《西游记》有六本。《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吴昌龄下皆有《西天取经》，未注本数。今《西游记》杂剧六本，或考定为杨景贤作。(杨为明初人)

王实甫身世无考。据《录鬼簿》属于前辈名公，亦为元初作家，元杂剧前期作家。王季思考谓其引用白无咎《鹦鹉曲》，大德年间尚存。(白氏《鹦鹉曲》作于1302年，王氏《丽春堂》第三折有“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及“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着绿蓑归去”句，皆用白词。1302年为大德六年。)又《西厢记》杂剧终场“谢当今盛明唐圣主”，金圣叹批本作“谢当今垂帘双圣主”，陈寅恪谓“双圣主”谓元成宗和布尔罕皇后(成宗多病，布尔罕皇后居中用事)，则《西厢记》作于大德年间(1297—1307)。王季思谓王实甫之年代应与白无咎，冯子振不远，比关汉卿、白仁甫为晚。

然“谢当今盛明唐圣主”句弘治本，明刘龙田、张深之三本均如此。金圣叹批本改作“谢当今垂帘双圣主”，不知所据。陈寅恪据以考据，亦非。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据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三，《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王公为王结)，知王结之父名德信，因疑此王德信即王实甫。王结为名臣，易州定兴人，徙家中山，武宗时官至辽阳行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中书参知政事。文宗时罢政，顺帝时复拜中书左丞知经筵事。至元二年(1336)正月卒，其父王德信则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与台臣议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苏天爵作此王结行状，在至元三年(1337)，其时王结父德信及其妻张氏皆尚在，其年至少亦近八十云云。

按：德信之名，极为普通，未必即曲家之王实甫。苏天爵未言此德信之字为实甫也。又时代亦较晚，至1337年尚在，生年当在1260年左右。而《录鬼簿》正、续编作者钟、贾二人于戏剧家知识较多，如王实甫官至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当为注明，何以一无所知，或漏而不举。其为易州定兴人，留家中山(金元时中山府即今定县，属保定道;定兴县亦在附近，可通称大都人)，不能据为定论。

或又以王实甫即王和卿者，决非。

王作剧目存十四种，今存《西厢记》五本、《丽春堂》一种和《破窑记》一种。《芙蓉亭》、《贩茶船》各有一折在《雍熙乐府》中保存。

二、从《会真记》到《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出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

《会真记》写张生为人美风容，内秉坚孤，年二十三，未近女色。游于蒲之普救寺。时军乱，军人掠蒲，崔氏孀妇止于寺。崔氏妇，郑女也。张生亦出于郑，续亲为异派之从母(疏的姨母)。崔氏妇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托。张与蒲将善，请吏护之，不及于难。郑德张甚，饰馔命张，出子女欢郎及莺莺。莺莺辞病，崔氏怒，强而后可，见礼。张惑其色，以游词导之，不对。私礼红娘，红娘欢之，因媒氏而娶，张不能待。婢出一计，谓莺喜文词，盍为喻情诗以乱之。张缀春词二首，莺报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因攀杏花逾墙，认为莺莺召之。莺责以礼义，词义严正，谓“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言毕，翻然而逝。张绝望。数夕，红娘携枕至，莺莺来，度一夜。张疑梦，赋《会真诗》三十韵，遂安于西厢者一月。其后张生之长安，不数月复游于蒲。莺独夜操琴，张窃听之，愈惑之。张生复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愁叹崔侧，崔阴知将诀，谓“始乱之，终弃之，因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其后张志亦绝。张认为崔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别有所娶。适经所居，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崔终不为出。赋一章：“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又赋一章，以谢绝之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会真记》是一篇动人故事，元稹写来，文笔优美，情节曲折细腻。据后人的考证，可能是元稹自己的恋爱经验，而托之于张生的。今日尚可存疑。同时期的唐代诗人李绅有《莺莺歌》，白居易也有些诗篇，为元稹的莺莺故事而作。元稹的《会真记》是一篇爱情小说的杰作，不过这篇小说的结局，不能使人满意。一对情人，始合终离，始乱终弃，张生另有所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张生为什么要抛弃莺莺呢?他自己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说他一时感于崔氏之美而有才，此后又懊悔，认为不足为其德配，为始乱终弃作辩护。这是文过饰非的话，事实上是一个男人在得到爱情之后，不尊重女性，为了婚姻的功利企图，另娶别人而已。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唐代文人看重婚宦，讲究门第。莺莺可能是低微出身的歌妓一流人物。因为《会真记》的“真”是神仙的“仙”，唐人称妓女也为“仙”。说莺莺是妓女是不对的。莺莺出身富有家庭，门第未必高，是小家碧玉。照《会真记》所写，(1)郑老夫人介绍女儿见张生，以谢其救护资财之恩。此事如属高门闺秀，是非礼的，所以莺莺不肯见，而母亲强之;(2)张生惑于莺莺之色;(3)莺莺与张生偷情，往来一月，张生出去后又回来，复有来往，老夫人未曾加以干涉，置之不问，看来颇有使莺莺嫁张生之意，如果张生得举;(4)张生考试失败，留京不回，他们通过一次信，莺莺颇有表示绝望而有情之意;(5)张生忍情不去娶她，她先嫁人，张生其后别有所娶;(6)后来张生又因其夫而要会她，她不见;(7)文中说，“张生自是惑之”，“以是愈惑之”，又认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张生认为一时惑于色不能自持，遂有此事，其后克制自己，“时人多许为善补过者”。张生因文战不利，功名未遂，而崔氏遇合富贵，不知其变化，是尤物。他不敢要，要了非福，他们的结合是不幸福的。

这里可见，(1)作者对于礼教和爱情的矛盾，指了出来，无所偏袒，抱客观主义，没有强烈的反抗性，竟使读者对于张生也有同情心，此乃元稹自述其私事之故，没有自己深刻检讨，批判不够，回护自己;(2)但是，写莺莺十分可爱，是一完人，她一方面维持礼数，一方面有深情。在封建时代，女子地位低，她谦抑，自我牺牲，也不肯强嫁张生。她也没有强烈的反抗性;(3)唐代尽管比较自由，但私情也是不被礼教所容的;(4)这故事除了诗文点缀外，乃是真有其事，是真实的，这种事情在唐代社会中可能发生的很多;(5)女子有才色，能操琴、做诗，比较普遍，唐代歌妓均能之;(6)以《会真记》和同时的《霍小玉传》相比，《霍小玉传》故事是悲剧，大责备李十郎负情，此因十郎考试胜利，另选高门，与张生文场失意不娶莺莺大不相同。《霍小玉传》将爱情突出来写，表现女性的美德，赞赏女性人格之美，《霍小玉传》思想性比《莺莺传》高。

张生前后人格不一致，偷情时是才子作风，而此后又有迂腐的道德观念。当时士流对于张生的“忍情”是惋惜的，但却不加以严厉的责备。唐代文人认为私情是不好的，他们虽惑于才色，但不是以此论嫁娶。这类的事，虽然是传奇艳遇，但并非空想。《聊斋志异》虽然写在清代，但那些人和事在唐代社会是可以实际发生的，这是人性、人情所不能已。礼教是束缚人性的，礼教也是重男轻女的，张生薄情而人不以为非，便是明证。张生认为女子有才色，是尤物，必妖于人，那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那时代的金科玉律。而对于莺莺来说，是一个悲剧。

《会真记》起初在士大夫阶级里流传，以后走向民间通俗说唱。北宋时期文人赵德麟(令畤)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以咏其事，赵氏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因之，他用十二支〔蝶恋花〕曲调，比附《莺莺传》以歌诵其事。作为通俗说唱文学，于故事并未改动，且甚简略。

在北宋南宋之间，有杂剧《莺莺六幺》，用大曲歌舞故事，想来也是简短的一折，故事未改动。而《醉翁谈录》中的传奇小说话本《莺莺传》，其内容如何不可知，可能已有所发展了。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一大创作，把始合终离的一个不完整的爱情故事改造成为爱情胜利的团圆结局，已经体现了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他把士大夫阶级的文艺作品变成了完全能够代表市民阶级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

这个故事，按照市民的道德观念，应该有两个结局。一是张生中举以后别娶，莺莺报复他的负心，如王魁桂英、秦香莲、赵五娘、《霍小玉传》式的;一是张生始终如一，如《西厢记》的结局。民间流传，对这故事，采取了后者的方式，把爱情与婚姻统一起来。

宋元社会更看重女性贞操。莺莺并非妓女，元代戏曲、话本中对妓女的才子佳人故事，尚给予团圆结局，对于崔张，更乐于作合。这样不但莺莺可爱，张生亦成一鲜明的爽朗乐观的形象。与《会真记》原文相比，更其光辉灿烂了。这样，一篇文人的进步作品，一篇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作品，到了人民大众手里，有了更高的、更活泼的发展，成为一部杰出的民间文艺作品、说唱文学。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因袭董西厢而产生的，但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是抄袭。诚然，没有董西厢的基础，王西厢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但王西厢毕竟比董西厢跨进了一步，有它的创造性。

王西厢因袭董西厢是很多的：(1)王西厢的基本情节已为董西厢所有，说明王实甫取材于民间说唱本以创造此剧，非直接取材于《莺莺传》。(2)王西厢在词章上因袭董西厢亦不少，比读两种可知。如王西厢第一本第一折，张生唱〔油葫芦〕〔天上乐〕二支，描写蒲州附近的黄河气象阔大，此从董西厢改进;第二折描写张生见到红娘，有“胡伶渌老不寻常”之句，说灵活的眼睛，董西厢有“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鸰那些儿掉”，又有“小颗颗的一点朱唇，溜㲽㲽一双渌老。”“鹘鸰”、“渌老”皆金元时代俗语，本不易懂，可见王西厢有所本。又如莺莺送别一节，董西厢有“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为王西厢“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所本。

比较董、王西厢，王西厢有改进处：(1)董词俗语、方言多，王词更为典雅;(2)董作于法聪与孙飞虎战斗一节写得太多，冗长支蔓，离题远，而王作更为集中主题。说唱文学重铺叙，戏剧重结构，主题集中;(3)人物性格，王西厢完整，董作张生、莺莺皆有软弱可笑处，如张生失望上吊为红娘扯住;张生与莺莺同时在法聪房里要上吊，为法聪策划救出;董作写张生思之“郑公，贤相也。……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怕得罪他，意在退让，皆与人物性格不符。

董、王西厢的故事差不多一律。把决绝变为团圆，肯定张生、莺莺、红娘为正面人物，郑氏、郑恒、孙飞虎为反面人物。王实甫《西厢记》与《会真记》相比，人物情节发生很大变化：张生是尚书之子，莺莺为相国之女，门当户对;彼此一见倾心，十分顾盼。真的爱情，定于初见，很像小说里写的浪漫派;孙飞虎包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郑氏说明谁能救莺莺，许配他，因此张生、莺莺的结合属于正义的一边;张生救了他们一家，郑氏以崔相国在时崔将莺莺许配郑恒为由悔婚;张生气愤而病，莺莺托红娘问病，张生寄柬，红娘传简，莺莺酬诗约见，责以礼义，这是受《会真记》的影响，莺莺顾忌礼教，表现女性心理矛盾，礼教与爱情的矛盾完全体现出来，以后酬简私奔，是强烈反抗礼教的，这是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红娘反责备郑氏失信一段，为剧中主眼，词严义正，大快人心，她是不受礼教束缚的健康的女性，一个不识字的丫环，通透女性心理;张生进京考试，反映科举时代看重功名，而莺莺惜别表示女性重爱情;后来虽有小波折，但终以团圆结局。

元稹《会真记》面世以后，从士大夫走向民间，经过历代人民大众和文人的创造，到董、王西厢的出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而且做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董西厢过去不受重视，不太流行。王西厢被人看作出于董西厢，文词也有抄袭，而影响却超过董西厢。实则应该看到，从董解元的说唱文学到王实甫的戏剧文学，改变了一个文学类型。有些地方，可以抄袭，大部分要自己创造。此所以董西厢反被湮没之故。

西厢故事历来在小说、戏曲、说唱艺术中的发展，概说如下：

1.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唐代《太平广记》及近代各种选本)。

2.北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侯鲭录》，刘刻《暖红室汇刻传奇》本附)。近于抒情诗，并不铺叙故事，不团圆。

3.两宋说话人的底本《莺莺传》，小说家传奇类，所说内容不详。

4.南宋官本杂剧中的《莺莺六幺》，内容不详，以大曲铺叙故事。

5.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6.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北杂剧五本二十折。

7.南《西厢记》，李日华、陆采(天池)二人皆有作品。现在昆曲所唱的几出，是根据李日华本，由俗人删改的。李本保存北《西厢记》之处甚多，改北词就南曲。陆本不上舞台，文人制作。此两本皆见《暖红室汇刻传奇》中《西厢十则》。

8.卓珂月《新西厢》、查伊璜《续西厢》等。

9.今地方戏中，如越剧改编的《西厢记》。

9.今地方戏中，如越剧改编的《西厢记》。10.今苏州人说书弹词中的《西厢记》。

从故事内容看：

从故事内容看：1.元稹《莺莺传》，不团圆，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同;

2.董解元《西厢记》，团圆结局，以后王西厢一直沿续下来，遂成定局。

三、《西厢记》的结构

《西厢记》采用五本杂剧相连而构成一个长篇巨型的剧本，在元人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西厢记》虽然是长篇剧本，但是与南戏或后来的传奇有别。《西厢记》整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皆用北曲，这二十折可以分划开来，是四折一楔子，合乎杂剧体例的五本。其中遵守着元杂剧的体例，而稍稍加以变化，有末本与旦本，及旦末合本。

第一本楔子(老旦唱)，一、二、三、四折皆张生唱

———末本戏。

第二本第一折(旦唱)，楔子(惠明唱)，二折(红唱)，三、四折(旦唱)。此本是莺、红分唱———旦本戏。

第三本楔子(红唱)，一、二、三、四折皆红娘唱———旦本戏。

第四本楔子(红唱)，一折(末)，二折(红)，三折(旦)，四折(末)，此本变化较多，莺、红、张生各有主唱之折———旦末合本戏。

第五本楔子(末)，一折(旦)，二折(末)，三折(红)，四折(末、红、末、旦、红)，此本亦是旦末合本，而更有变化，第四折以张生主唱，而插入旦、红分唱几支曲子。

《西厢记》整个剧本主要角色是张生、莺莺、红娘三人，其中张生主唱八折，莺莺主唱五折，红娘主唱七折。三个主角，分配平均。

元剧中有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剧本，例如《曲江池》、《倩女离魂》、《青衫泪》、《张生煮海》等等，均以女性为主角，是旦本戏。主要因为受元剧体例的限制，只限于一人主唱。而此类爱情剧本，选择女主角主唱，来得细腻，可以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可以充分表现恋爱的情绪，动人心弦。这种安排是适宜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作为爱情的对方的男人，陷于配角的地位，没有主唱的部分，显得被动而无力。《西厢记》不是这样的，以爱情为主题，而使张生和莺莺都作为主角，都有歌曲可唱，都有戏可演，使观众充分看到张生热烈的追求的一方面，也看到莺莺对于张生热情的反应，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面面俱到。红娘为主角中的辅导角色，为相国女儿展示爱情所必需的，活泼、生动。《西厢记》所再现的生活面是完整的，没有遗漏。《西厢记》的结构是立体式的，它变平面的抒情歌剧为主体的两方对照，更有戏剧性。

以情节而论，《西厢记》故事并不比《曲江池》等特别曲折复杂，假如要以一本杂剧四折一楔子来写，也是可能的。不过由于董西厢的创造，已经把这个故事发展为一个巨型的说唱本了，描写得特别细致了，所以必须采取五本的长剧，方始能够达到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我们可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采取了这样一个长本戏的形式，使张生、莺莺、红娘三个角色来分别主唱，又丰富了剧本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把《西厢记》的结构作为文艺理论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个定律的证明。

这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独创性之一。

《西厢记》五本，第一本写张生见到莺莺，一见倾心，引起热情的追求。这是故事的开端;第二本写孙飞虎包围普救寺，崔家陷入困难的境地，赖张生设法退兵，老夫人许婚而又变卦。这是故事的发展，是热闹的剧情紧张的场面。第三本展开生旦双方心理活动的具体的描写。莺莺心理上的矛盾冲突，充分表现受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闺秀，对于爱情有强烈要求的矛盾心理，是静的场面，而巧妙地以红娘主唱，关联双方;第四本是全剧的顶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终于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达到胜利，《送别》，《惊梦》，完全是抒情;第五本是余波，以团圆结局。此本较为平弱，但也是必需的。董西厢已有此结局。非此，故事不完全。全剧结构谨严，引人入胜，无冗淡之处，胜于明代传奇，竟有一折不可少之感。

四、《西厢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西厢记》是元曲中最通俗流行的一个剧本，从王实甫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西厢故事是为中国人民所普遍爱好的。不过向来一般人爱读《西厢记》，因为它是写才子佳人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王实甫的词章华美而已。贾仲明吊王实甫云：“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金圣叹推王实甫《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而切去它的团圆结局，至草桥惊梦为止，对前四本也不少改窜。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是通俗流行的，他的批改本是宣传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的，归结成人生如梦，无可奈何的消遣。他把《西厢记》不曾当作淫书，是他的进步，而是把它当作闲书，当作非现实的东西，是文人才子梦境的书!

向来古典文学不少优秀的作品，伟大的创作，是被封建时代的正统派批评家所歪曲了的。例如《诗经·国风》里面充满了健康的爱情诗，或者被看作“后妃之德”，或者被看作淫奔之诗。

《西厢记》在旧社会，或被看作淫书，或被看作闲书。《西厢记》不是一部淫书，因为《西厢记》里面的爱情是真挚的，不是玩弄性的。男女是平等的，一对一的，爱情与婚姻是统一的。《西厢记》不是一部闲书，因为并不单是提供勾栏里面演出娱乐消遣的东西，这里面有血有泪，展示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一对青年男女，如何地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符合人民大众愿望的喜剧效果。《西厢记》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文艺创作。《西厢记》有浪漫主义成分，因为莺莺的美貌多才，张生的才学和热烈追求，红娘这一个丫头角色，以及孙飞虎的包围普救寺，郑恒的触阶自杀等，都是不太寻常的。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人物性格都是真实典型，而情节布局都是入情入理，没有巧合和离奇古怪的部分。

《西厢记》以才子佳人为主角，这是采取了前代相传的传奇故事。元人杂剧的爱情剧，从唐人传奇和话本小说中取材，男女主角以才子佳人为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爱情还没有被取为题材(直到明代小说)，这是时代的限制。《西厢记》中有“才子佳人信有之”的曲文，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才子佳人剧。因为后世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越来越趋于公式化、概念化，而《西厢记》反映了生活真实，是追求人性解放，不庸俗的。事实上，爱情并非只是才子佳人的特权，这部作品有反封建的普遍性。作者发下一个宏愿：“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张生、莺莺的故事不过树立了一个斗争的典范而已。

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美好的婚姻是《西厢记》的主题。

《西厢记》的主题是爱情。爱情也是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题目。欧洲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十年战争为了男女爱情的争夺。中国《诗经》里面也多情诗。后来中国诗的发展，和民歌距离远，成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工具，因此在正统派的诗里面，充分反映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士大夫的生活。政治是重要的题材，大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很少写情诗。散文方面，尤其是古文，文以载道言志，很少写爱情的。古典文学在这方面显得贫乏。主要由于：①中国封建社会礼教严，男女接触很少，没有社交，没有交际;②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士大夫文学，作者没有爱情生活，只有政治生活，没有生活，就写不出东西来。俗文学，也是市民大众文学的戏曲、小说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非常之多。所谓言情之作，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其中突出的。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来自人民大众，原始社会中就有情歌、舞蹈;《诗经·国风》、汉乐府的情歌都很健康;《楚辞》湘君、湘夫人的情歌，缥渺空灵，爱而不见，情志缠绵的;南朝乐府中的民歌，如《子夜歌》、《懊侬曲》等，都以男女欢爱、诀别为内容，是天真的。而此时产生的宫体诗，不免有轻艳。唐宋小曲由妓女歌唱，都是言情之作。元代散曲有许多采自民歌，或由通俗文人所作为妓女歌唱，庸俗的也不少，色情、秽亵的部分也不免。狎客妓女的接触，缺乏精神上的恋爱，因此情歌就流于色情。所谓风流，原本是一个好名词，后来成为偷香窃玉的代名词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在旧礼教的统治下，青年男女没有公开社交的机会。爱情成为一种禁忌，婚姻不自由，必须服从礼教。或者是买卖式的，或者是掠夺式的婚姻，给女性以压迫和迫害。《西厢记》反对这些。老夫人是代表封建礼教的典型人物，把一个女儿“行监坐守”，提防拘系的紧，只怕她辱没了相府门第。莺莺处在精神牢狱里面。《西厢记》描写了在旧礼教压抑下的女性，如何的想挣脱这精神牢狱的枷锁。孙飞虎是想用暴力欺压女性、企图实行掠夺婚姻的反面人物。豪强掠夺，尤其在金元时代异族统治下，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西厢记》里的莺莺、张生、惠明是向掠夺、残暴的统治势力斗争的。老夫人在普救寺被围时，无可奈何，说要把莺莺许配给能退贼兵的人，但是孙飞虎退了，她又反悔起来，“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如何?”这是她的自私自利，不遵守信义，把婚姻当作一件买卖的事。事实上是她看不起张生，只看见他是一个穷秀才。张生和莺莺有了私情之后，经过红娘的说服，她才无可奈何地把婚姻许了，但是要张生上京去赴考，表现了庸俗的功名思想。

在唐人传奇里有著名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任氏传》等，托之于妓女和妖狐。名门闺秀，礼教森严，不能有爱情的举动，一般文人也是不敢写的。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是不平等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西厢记》却不同。莺莺不是妓女，不是妖狐，而是相国的女儿。作者更为大胆，更能达到反封建的效果。它揭穿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指出其软弱性，是可以动摇的。

《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俗名“拷红”。红娘对老夫人一段话，义正词严，又晓之以利害：“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兵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扌闰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这是威胁而带恳求的话。

红娘的机智、勇敢，救了张生、莺莺二人。红娘说服老夫人的话，是代表作者和观众对于这个社会现实的批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西厢记》的反礼教、反宗法社会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宋元社会，作为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是虚伪的儒家思想，即程朱理学思想，还有佛教的宗教势力。《西厢记》蔑视圣经贤传，看轻功名富贵，向儒家思想斗争。同时这个浪漫的男女偷情的行动，在一个佛寺里发生，把一座梵王宫，化作了武陵源，给佛教的统治势力以无情的讽刺。

《西厢记》的艺术性：

(1)故事情节的安排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长至二十一折，均为必需的情节，不支蔓冗沓。是一部建立纯粹爱情婚姻关系的典型代表作品。如《拜月亭》、《牡丹亭》等长本的爱情为主题的剧本，加入别的题材太多，有不必要的杂乱的感情。

(2)人物的刻画，赋予鲜明的形象及其真实性。人物的性格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发展的。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悲欢离合情节以吸引人。如《荆钗记》、《春灯谜》、《风筝误》等离奇变幻，故意造设。《西厢记》非在写事，而是写人，展示人物心理变化，极其成功。

(3)词章的华美。《西厢记》词章美丽似“花间美人”。因为戏曲是歌剧，歌曲部分很重要。王实甫的文学修养高，语言有其特殊的风格，俏皮、诙谐、大方、泼辣、有变化，雅俗共赏。《西厢记》题材是美的，而王实甫又把词章美化，理想化，而文笔又服从内容的要求，不追求词藻的泛美，《西厢记》的美是天然的美，语言和人物性格是协调的。特别精彩的是《送别》一折。整部《西厢记》是一首长诗。《西厢记》是歌剧，也是诗剧。王实甫是戏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大诗人。他的创作比之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高。

《西厢记》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取材于唐人传奇，爱情为主题，一见倾心的爱情。莺莺的美貌，张生的痴情，普救寺的环境，孙飞虎抢亲的情节，中状元的团圆结局，整个故事好像一篇抒情诗歌，风格接近李白的风流、浪漫、豪放。是李白型，非杜甫型。王实甫的风格，非关汉卿的风格。当然《西厢记》基本上仍是现实主义的。

五、《西厢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西厢记》在戏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当时的演出详情不得而知，但它为人所爱读，它是早期的完整的长本剧作，影响到《牡丹亭》、《红楼梦》，是作为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流传下来的。到了明代，李日华、陆采根据王西厢改编为南《西厢记》演出，一直流传到现在。弹词中也有《西厢记》唱本。曹雪芹《红楼梦》中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黛玉与宝钗对《西厢记》的态度不同，显示出反抗派与正统派、性灵与道学的差异。《西厢记》是抒写性灵的自然的佳作，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它空前，但不绝后，《红楼梦》比它更进一步。《西厢记》的生命力是永久的。

《西厢记》的缺点。《西厢记》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爱情，太细致。今天看来有不健康的成分，有某些色情的部分。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戏曲才子佳人题材的限制、市民趣味的限制的结果。今天地方戏、京剧中的《西厢记》已有不少改进。

关于《西厢记》的版本，现在找不到元代刻本，然明代刻本很多。最早的有弘治本《西厢记》，有带图的，有附西厢诗词文的。中间当然会有改动，整理较好的有二种：

暖红室翻刻本、王伯良校注《西厢记》。此外还有毛西河校注《西厢记》。现在的本子，比较好的是王季思校注《西厢记》。

六、王实甫的其他作品

1.《丽春堂》，全名《四丞相高会丽春堂》(见《元曲选》)。主角完颜乐善，女真人，右丞相，别名四丞相，领大兴府事。在端午节到御花园中赴射柳会和翌日赴香山宴会等活动中，与监军李圭冲突，打了李圭，被贬到济南府闲居。后因草寇作乱，重被起用，回到京都，夫妇团圆结局。此剧无甚意义，惟是写金朝故事，元剧中少见。射柳会亦是金人风俗，很有趣味。第三折渔钓一折，颇为潇洒。全剧的词章亦清丽，优美。

2.《破窑记》，见《孤本元明杂剧》。写吕蒙正、刘月娥事。吕蒙正彩楼记故事，是民间所喜欢的传说。即今川剧《评雪辨踪》所出(出自昆剧)。文章朴拙平平，不似王实甫手笔。关汉卿剧目中亦有《破窑记》一剧。徐调孚语此应是王作。(以孙楷第说集本《录鬼簿》下注旦本作证。)

王实甫另有散曲一套名《归隐》，见于《南北宫词纪》的《北宫词纪》，其中写归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