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派是南宋后期的诗歌流派。江湖派之名是由南宋书商兼诗人的陈起刊行《江湖集》(指《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诗集)而来。江湖集中的作者有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是一些落第文士，因功名不成，政治上又没有地位，于是只好流转江湖，以文字游食四方。江湖派的作者比较杂，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狭，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以赢得时人的赏识，近于所谓“狷者”。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广，对当时南宋的政治形势比较关心，爱好高谈阔论以博取时名，近于所谓“狂者”。
永嘉四灵影响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与江西诗派相对立的又一支诗歌流派——江湖派。永嘉四灵以“唐诗”树帜，排斥江西诗派，他们的诗歌针对江西诗派的末流而发，顺应了当时诗风亟待改革的文学潮流，故响应者甚众。清人全祖望《宋诗纪事序》说： “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鲒埼亭集·外编》)这段话不但对永嘉四灵在宋诗发展中所居的地位作了比较客观的估价，而且指出了永嘉四灵广泛影响的结果，产生了江湖派。当时，一般江湖派诗人大多崇尚贾岛、姚合，推崇永嘉四灵，并向他们学诗。江湖派中的著名诗人刘克庄《林子显(诗)序》感慨地说： “惜湖山寂寞，不及与四灵上下共论”。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说： “后村晚节饱满四灵。”清人纪盷解释说： “‘饱满四灵’，犹曰撑肠拄肚，礧是四灵语耳，此盖当日方言。”这就十分清楚地道出了刘克庄在创作上与永嘉四灵的密切关系。江湖派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戴复古，与永嘉四灵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南宋赵希意说赵师秀曾“与天台戴石屏讲明句法”(《南宋群贤小集·适安藏拙余稿》跋)。戴复古《哭赵紫芝》诗云： “忆在藏春圃，花边细话时。”由此可见，戴复古与永嘉四灵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有过一番共同的探讨。从以上的记载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派诗人，与永嘉四灵的密切关系和创作上所受的影响。在永嘉四灵的家乡，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了。南宋王绰《薛瓜庐墓志铭》说： “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续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继诸家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益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南宋群贤小集·瓜庐诗》附)这里所例举的十余位诗人中，大多是江湖派的知名作家，在今天所存的江湖派总集中，还能看到他们的作品，其阵营真可谓不小。由此可见，永嘉四灵对江湖派形成的广泛影响。
江湖派最著名的作家有戴复古、刘克庄、方岳等人。
戴复古(1167—1250？ )字式之，号石屏，浙江黄岩人，著有《石屏新语》、《石屏集》、《石屏词》。他一生没有做过官，长期浪迹江湖，除四川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当时中国南部的各个重要地区。在《论诗十绝》中，他不满当时文人流连光景、字句雕琢和以文章为戏谑的作风，强调诗歌的独创性与健笔纵横，主张重视作品的现实性与社会作用。因此，他十分推崇初唐
的陈子昂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如《淮村兵后》：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又如《庚子荐饥》：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
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
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这两首诗，描写了兵后的萧条和饥荒的惨象，揭露了金人入侵的罪恶与官司赈济的欺骗性。
戴复古也曾向陆游学诗，他的《石屏诗集》里有不少抒发爱国情思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如他的代表作《闻时事》：
昨报西师奏凯还，近闻北顾一时宽。
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右声名属谢安。
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
事关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
此诗揭露了南宋联合蒙古贵族灭金之后，统治集团为这回光返照的虚假胜利所陶醉，搞什么论功行赏，指出了这一虚假的胜利是不可靠的，跟着来的将象麦秋寒雨一样，必然是国家遭到更大的危机，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
又如《江阴浮远堂》：
横岗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此诗健笔纵横，气势雄浑，隐寓南宋淮河自守、中原不能收复、英雄为之愁叹之意。与他的“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频酌淮河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写景诗，不但形神兼备，而且极富情趣，如描写江村晚景的《江村晚眺》：
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
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
因此，方万里跋：“石屏诗清健轻快，自成一家”。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宋理宗淳祐中特赐同进士出身，任史事，累官秘书监、工部尚书兼侍读。刘克庄不仅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诗人。他少年时曾在军队里生活，平生足迹遍及江淮、两湖、岭南等处，仕途上屡遭挫折，经历和陆游相似。他早年的诗歌明显沾染了江湖诗人的习气，南宋江河日下的现实，促使他后来转向学陆游。“晚节初寮集，中年务观诗”(《前辈》)，“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自白。他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收入大量的诗、词、散文。他的诗，初受永嘉四灵的影响比较大。他虽宗贾岛、姚合，但还溶合了晚唐诸家，如许浑 王建、张籍，还摹拟过李贺的乐府诗而能近似。他既感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又嫌晚唐体(实指四灵与江湖派)“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因此，刘克庄十分推崇梅尧臣、陆游，把他们视为宋代诗歌的集大成者。他说： “然谓诗至唐犹存则可，谓诗至唐而止则不可。本朝诗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跋李贾县尉诗卷》)于是，他在晚唐体轻快之诗中嵌入典故成语，组为精巧的对偶，他不但学了陆游的“好对”、“奇对”，还接受了陆游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其成就比戴复古高。他的《北来人》、《戊辰即事》，揭露了南宋王朝的妥胁误国；他的《筑城行》、《开壕行》、《军中乐》、《苦寒行》，揭露了工役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他的《运粮行》、《书事》，不但反映了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难，而且也表达了他对繁重赋敛和征役的痛恨；他的四首七绝《赠防江卒》，一方面谴责和讽刺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与失策，表示了他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另一方面仍安慰营中少妇和鼓励沙场上的壮士奋勇杀敌，为国立功。刘克庄的诗歌，为我们真实地描绘出南宋后期的社会画面：京师贵官是“朱门日高未启关，重重帏箔施屏山”；劳动人民是“遗民如蚁饥难给，侠士如鹰饱易扬”；边城守将是“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寒风中的伤兵是“夜长甲冷睡难着”，“无钱得合金疮药”，这些戍边者的遭遇是“白棒诃责如风雨”，“役兵大半化为鬼”。作者通过这些色彩对照强烈的画面，对统治者花天酒地的亨乐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人民与士兵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直写时事的作品如《戊辰即事》：
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
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又如《书事》：
人道山东入职方，书生胆小虑空长。
遗民如蚁饥难给，侠士如鹰饱易扬。
未见驰车修寝庙，先闻铸印拜侯王。
青齐父老应垂涕，何日鸾旗驻路旁？
这些诗谴责了统治者的腐朽与无能，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表达了作者对时事的忧虑与愤懑。
此外，作者在登临、游历、咏史、咏物的诗篇中，如“书生空抱闻鸡志，故老能言饮马年”(《瓜洲城》)，“穴蚁能防患，常于未雨移……谁为谋国者，见事反伤迟”(《穴蚁》)等句，也往往托物寓意或借古讽今，从这些作品看，他的确不愧为南宋后期陆游的最好继承者。
他的词集有《后村别调》，又名《后村长短句》，风格上学辛弃疾，以伤时感乱之作见称于世，但不如辛词深刻精警。其代表作如《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
空目送，塞鸿去。
这首词对只图苟且偷安的人表示了强烈的愤概，写法虽较粗疏，但寄慨遥深，体现了刘克庄自己的风格。
方岳(1198——1262)，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今安徽祁门县)人，绍定五年进士，著有《秋崖集》。其词风格与辛弃疾相似，其诗善用白描的手法描绘田园的景象，风格自然朴实，极富生活气息，显示出真纯清健的情趣。如《农谣》二首：
小麦青青大麦黄，护田沙径绕羊肠，
秧畦岸岸水初饱，尘甄家家饭已香，
雨过一树桑柘烟，林梢日暮鸟声妍。
青裙老姥遥相语，今岁春寒蚕未眠。
其次，江湖派中还有刘过、赵汝篴等人较有名，因他们的诗在内容上艺术上较少特色，故不一一赘述。
江湖派的刘克庄，戴复古等人均生活在程朱理学已成为统治思想的时期，又都出于理学家真德秀之门。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头巾气”。他们喜欢在诗里发议论，其议论有时显得迂腐可笑。如戴复古批评白居易《琵琶行》诗的“不寻黄菊伴渊明，忍泣青衫对商妇”，刘克庄看海棠诗的“莫将花与杨妃比，能与三郎作祸胎”等句，均是如此。至如“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戴复古《处世》)，“讲学有时明太极，吟诗无路学熏风”(刘克庄《示儿》)等句，更似三家村老学究说教，表现出宋诗末流的不良倾向。特别是刘克庄晚年与权臣贾似道结交，在诗中多有阿谀谄媚之词，对于封建时代的文人虽不宜苛求，但这毕竟是诗人晚节中的污点，这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在艺术上，他们一味追求数量，往往十首八首，摇笔即来。刘克庄《八十吟》云：“诚斋仅有四千首，惟放翁几满万篇。老子胸中有残锦，问天乞与放翁年。”他的年龄追上了陆游，但在诗的数量上还没有追上，在诗的质量上更是远不及放翁了。江湖派的其他诗人，一般更是流于浮浅，缺乏创新精神。然而，在南宋朝政日非的情况下，江湖派诗人能走出永嘉四灵所划的狭小圈子，以江湖为标榜，以示不与朝廷合作的心迹，并写出了不少关心国家、同情人民、讽谏时政的诗篇，这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当时，史弥远为宰相，立宋理宗赵昀为帝，杀济王。陈起写了“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的诗句，遂被认为是哀悼济王而讥诮史弥远。刘克庄写了“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也被认为是讪谤朝廷，两人皆因此获罪。陈起被流放，刘克庄遭贬斥，刊印《江湖集》的印板也被劈毁，引起诗禁，形成文学上一桩令人注目的事件。因此，江湖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值得我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