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鸟，因为被关在笼子里，并且没有吃，没有喝，它于是愤怒得只是叫跳，急躁得不得了;而后来它就索性沉默，同时也的确很憔悴了。但据说，这是养鸟的人故意给它的一种训练呢，为了使得它明白不自由和饥渴的意义，然后可以唱出好听的歌来的。
不过这种训练法，也有人不同意——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先生就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虐待罢了，而尤其认为这是对于艺术的一种摧残。所以这位先生，就非常同情鸟儿说：“真是太蠢啦。鸟在这种条件下唱不出好歌来，这能怪鸟的吗?要鸟唱出好歌来，首先得给它自由，同时也要给它吃得饱，喝得够!”
听见这位好心的先生这么说，鸟儿也似乎得到了一种安慰，忽然张开了瞌睡似的眼睛，有些高兴起来了。但不料那位先生又这样说：
“鸟儿也真太骄惰呀。难道一定要有自由，吃得饱，才能唱得出好歌来的么?以前总自由啦，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呀?何况‘诗穷而后工’，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但丁被逐而赋《神曲》，杜鹃泣血，夜莺啼饥，一切古来伟大作家哪一个不终生潦倒?我看还是苦头没有吃够，不然，为什么一声不响?……你唱呀，鸟儿，为什么不唱?”
“先生，你的同情，我很感谢;你的责备，我也接受。但先生的话并不等于一碗饭，先生的好意也并不就带来自由呀……请原谅!”鸟儿回答。
“咄咄咄!一开口就是讽刺!满篇愤激的言辞!讽刺和愤激是艺术么?所以，我说近来的文艺是全无可观的了。……何况我是同情者，好心地鼓励你们的，我的态度又客观，超然;而动不动也讽刺起我来，这不是宗派主义在作祟，又是什么!怪不得要把你关起来了，关得没有错!唬，唬，我真要扭掉你这张嘴哪!”虽然那鸟儿早已把眼睛闭回去了，而这位先生还挥着拳头示威了好一会，这才恨恨地走开啦。所以，假使他真有这权力，那么真的会把鸟儿的嘴巴扭掉也说不定呢?
(1947年上海作家书屋《今寓言》)
赏析这是一篇寓言体小品。作者写了一个“好心的爱鸟家，看到鸟主人把鸟囚禁在笼中，用饥饿和禁锢来逼迫鸟唱出主人满意的歌来，便良心发现地为鸟说了几句不平的话，骗得了鸟儿的好感，又成全了自己的“公正不倚”的形象。可是转过脸来便又对着主人大骂鸟的“骄惰”，还有一番“诗穷而后工”的大道理。幸而鸟并未受骗，它内心是明白的：廉价的同情并不能换回鸟儿的自由。这种“同情”一但被揭穿，其“爱鸟家”的虚伪也就暴露无遗了。
作品用隐喻的手法活画出了社会中某一种人的矫情丑态。他们从深心、从骨髓都是趋附反动权势阶级的;为之奔走，也善解主人心意。但是公开的面孔却是公允至当、不偏不倚，使人觉得他似乎有点良心。这两副面孔就使这种人能混迹各种社会场合。我们不必把“好心的爱鸟家”认定是某位具体的人。他可以作为一个类型符号，随我们去进行想象。凡是趋炎附势又貌似公正，偶尔摆出同情受难者，转而又凶相毕现者均是这种“爱鸟家”。这样看来，“好心”和“爱鸟”均是反语。
从“好心的爱鸟家”的神态背后，我们还透视了一个冷酷专制的社会。这个专制的形象就是鸟主人，专制的帮凶就是“爱鸟家”，受害者自然就是鸟。专制的主人特点是禁锢言论自由，用饥饿和强令限制歌唱。唱颂赞专制的歌是可以的，如若不然，便有被“扭掉你这张嘴”的危险。鸟是渴望自由的形象。它虽身处禁锢之中，却不愿为奴隶的地位粉饰。它懂得廉价的同情是欺骗。“诗穷而后工”是冷语。他有能力看破“客观”、“超然”的批评家是黑暗力量的帮凶，是只能用蔑视来对付的。
冯雪峰的寓言是对生活的现象作了哲理性的概括。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专制统治的社会。专制者总是压迫进步文艺，试图将进步文艺全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进步的文化人始终不愿趋附权势。只有一些反动派的帮闲文人大得其势，左右逢源。他们是恶意的批评家，是“乏走狗”，是“二丑”，是旧中国特有的产物。冯雪峰看到的这类人很多，他愿用这种寓言体惟妙惟肖地再现社会中丑类的灵魂和形象，以便让作品成为一面照妖镜，使世代的同类在镜前原形毕露，这是站在很高的角度透视生活的结果。